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
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
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
而后才又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

——拜伦：《唐璜》，第一章第一节

一

　　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尔斯泰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上帝赐予了我健康和宁静，我将以前人从没采用过的方式来描写博罗季诺会战。”当时他正在从事《伟大的劳动》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后来更名为传世不朽的《战争与和平》。2004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与妻子邵冰冰的MSN对话中提出写作1978年到2008年中国企业史的想法的，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
　　那个白天的下午。我与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景致优雅的查尔斯河畔有一场座谈，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学术背景，我们的讨论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却又不时地穿梭在美国、日本乃至欧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国家和制度空间里，在对比中互为参照，在论证中相与辩驳。而在这样的沟通中，我深感中国企业研究的薄弱，我们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最巨大的障碍。于是，如何为零碎的中国当代企业史留下一些东西，成为了一个忽然凸现出来的课题。
　　当这个念头突然萌生出来的时候，我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在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工作选择已有很多项，这无疑是最为艰巨而庞杂的。对于我个人的能力而言，这其实又是一项勉为其难的工程，我没有经受过历史学专业的训练，也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虽然多年从事传媒工作的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事实，并在某些时刻亲历现场，虽然我也曾出版过将近10本财经类书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论，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等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
　　但是，毕竟要有人去完成这一项工作。在哈佛大学查尔斯河畔的那个阳光熙和的午后，它如同一个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庞然无声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着我。在那场夹杂着英语与汉语的讨论中，我知道自己已无处可逃，未来四年的劳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认为现在是开始为这项工作做准备的时候了。”我在MSN上热切地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100多年前托尔斯泰写信时的那份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另辟蹊径的自信和即将开始一段充实工作的满足。

二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世景变迁的幅度之大往往让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实在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思议，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3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的话，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在温州地区，我们还找到了一份这样的材料，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死刑。到20世纪80年代末，买空卖空还是一个恶劣名词，茅盾在小说《子夜》里生动描写过的那些商人给人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规定不得超过5万元，否则就算是“违纪”。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20年前的国营和集体企业都是一些可怕的庞然大物，很多大型国有工厂几乎具备一切的社会功能，“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一个工作岗位是很珍贵的，是可以“世袭”的，父亲在退休之后可以马上指定一个自己的子女顶替，企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重要得像“一个更大的家庭”。现在已经是富豪的宗庆后当年就是在乡下“插队落户”，为了回到城里，他恳请在一间区校办工厂上班的母亲提前退休，她把这个岗位让给了儿子，后者骑着三轮车到各个学校的门口卖练习簿和铅笔，筹足了一点钱后他创办了娃哈哈儿童保健品厂，现在它已是中国最大的饮料公司。
　　在刚才，我提到了“一群小人物”，也许没有别的称谓更适合这一群改造历史的人们。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一位温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对我说，“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谁都听得出他这句话中所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绝然，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你却无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出上述这句话。
　　从一开始，我就决定不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了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其实，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借鉴，它应该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
　　我想多写一点人的命运。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1978年，高考恢复，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刚刚打开大门的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便招进了几十个年龄相差超过20岁以上的学生，其中3位是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十多年后，他们三人分别创办了TCL、康佳和创维，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的40%。
　　也是1978年前后，从湖南和四川的监狱里先后走出了两个当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他们一个叫杨曦光，一个叫牟其中，他们入狱是因为他们分别写了一个同题的万言书《中国往何处去》而被打成反革命。在向来崇尚忧国论道的湖南和四川，他们是公认的“地下青年思想家”，是时刻准备用热血去唤醒迷乱中的祖国的大好男儿。这是两个如此相似的男子。杨曦光出狱后就参加了全国高考并一举登榜，3年后他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再两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他后来改名杨小凯，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他用模型、数据和十分尖利的思想在理性层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拷问年轻时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在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他离开人世。而牟其中则走上了另外一条更惊心动魄的道路，他出狱后当即借了300元，创办了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随后的10年里他通过“罐头换飞机”等手法迅速暴富，竟成为最早的 “中国首富”之一，他的政治热情从来没有丧失过，反而在首富的光环下越来越浓烈，终而他在年过50之际再度入狱，至今还在武汉的监狱中日日读报，有时还写出一两封让人感慨万千的信件来。
　　这样的关于命运的故事将贯穿在整部企业史中。在我看来，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他们其实并不陌生。在任何一个商业国家的财富积累初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群，而且必然会出现这些人。我相信，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在书稿整理的某一个夜晚我甚至突然生出过一个很怪异的感慨：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

三

　　过去20多年里，中国市场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国营公司、民营公司、外资公司。在我看来，一部中国企业历史，基本上是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
　　在很大程度上，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当市场的大闸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的时候，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了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么的弱小，却又是那么的肆意，它随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为流，轰然成势，它是善于妥协的力量，但任何妥协都必须依照它浩荡前行的规律，它是建设和破坏者的集大成者，当一切旧秩序被溃然推倒的时候，新的天地却也呈现出混乱无度的面貌。20多年来，中国公司一直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我将用相当多的篇幅记录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成长轨迹，它们是一股根本不可能被绕过的势力，在某种程度上，自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那一天起，它们便已经是中国企业，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这些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起伏得失本身又是一部很有借鉴价值的教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进入中国的是以松下、索尼、东芝为代表的日本集团，松下幸之助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际级企业家，而东芝在中央电视台的“TOSHIBA TOSHIBA，大家的东芝”让人至今难忘，这与当时日本公司在全球的强势是密不可分的。至今，在各项利益密集的领域，外资的力量以及其经理人群体的智慧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及政策的走向。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上存在着它的必然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也许只有进行了全景式的解读后，我们才可能透过奇迹般的光芒，发现历史深处存在着的那些迷雾，譬如，国家在这次企业崛起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伟大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中国企业的超越模式与其他超越型国家的差异在哪里？我们才可能在为经济增长率欣喜的同时，观察到另外一些同等重要却每每被忽视的命题，如社会公平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对人的普遍尊重的问题。
　　在这种框架性结构之外，我还尝试论证，在商业史上，并不是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必然的。如果当年联想的倪光南和柳传志没有反目成仇，联想有没有可能就走上另一条更具技术色彩的道路？如果张瑞敏和他的团队早早地成为了海尔集团的资产控制者，也许他就不会让海尔的资本结构如此繁杂，海尔的成长轨迹或许会更透明和清晰一些？如果没有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突然出现，中国政府很可能着力去培育日韩式的财团型大公司，那么，中国公司的成长版图会不会全然改变？
　　如果你认为这些设问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可能就无法体味到历史的内在戏剧性。
　　我还将在日后的写作中证明，在这个至今充满神怪气质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经被一再地证实：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一个超越了常规的历程，处身其中的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身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他们总希望每次都能红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最后，所有的光荣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
　　任何貌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无懈可击，往往越值得怀疑。我们从来相信，事物的发展是粗劣的，是有锋芒和缺陷的。当一个商业故事以无比圆滑和生动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怀疑，而所有的怀疑，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
　　中国企业界是一个迷信奇迹的商业圈，但是30年的时间已经足以让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超常规所带来的各种效应。真相如水底之漂，迟早会浮出水面。我甚至相信，在企业界是存在“报应”的。

四

　　企业史写作使我开始整体地思考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这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这过去的30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几乎是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当我感觉疲惫的时候，我常常用沃尔特·李普曼的一段话来勉励自己，这位美国传媒史上最伟大的记者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的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李普曼说得多好—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想我是快乐的。自从2004年的夏天决定这次写作后，我便一直沉浸在调查、整理和创作的忙碌中，它耗去了我生命中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一大块时间。一个人要让自己快乐其实是一件不难的事，你只要给自己一个较长时间的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去接近它，实现它。结果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非常的单纯和满足。
　　每当月夜，我便孤身闯入历史的迷雾。我的书屋正对着京杭大运河，河水从我窗下流过，向西三公里拐过一个弯，就是运河的起点处—拱宸桥。这一线河水向北蜿蜒，在日升月落间横贯整个华北平原，最后进入北京城，到积水潭、鼓楼一带戛然而至，710年来，世事苍茫，却从来没能阻挡过它的无言流淌。20多年前，杭州段运河清澈可见游鱼，20多年来，楼宇日见林立，水体终而浑浊，现在，当地的政府突然又回过头来搞运河的治理，想要把它开发成夜游江南的一个景点去处。此刻，我正在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窗下正有拉物品的夜航船隆隆地驶过。据说过了今年，这些水泥船因为噪声太大影响两岸居民而不能在运河里夜行了。
　　我的思绪便常常在这种貌似相关实则相去万千的时空中游荡，法国人罗兰·巴特曾经说过一句很妙的话，“我对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以及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写作当代史的快感和诡异，便全部在这里了。

一边采访一边做笔记，不要依赖录音。
涉及时间、事件、数据、人名、地名以及专有名词和术语的时候，要抓紧记录，没有听清要当场提出，直到确认清楚
在讲到关键问题时，赶紧记住录音笔的时间点，这样回去整理录音比较有针对性
对于采访中重点问到的或者回答到的精彩问题，要抓紧记录在纸上，回去作为重点资料整理
对话要平等，思考要独立，要敢于质疑采访对象，提出疑问。不能跟着对方跑，被对方的一面之辞“征服”，这一点很重要。

　　“怀揣27美元赴美、回国创出亿万身家”。这是当年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它的主人公就是吴鹰。
　　作为UT斯达康的一大创始人，吴鹰凭借着小灵通在中国的突出表现，一度引领着这家上市公司在纳斯达克创造了股票神话：2000年，公司上市不到3天，股价涨幅达278％，公司市值直逼70亿，并连续17个季度实现并超过华尔街对公司的财务预期。2004年3月，UT斯达康入选《财富》杂志全球企业1000强。
　　但UT斯达康的成功并非吴鹰一人之力，在公司发展初期，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陆弘亮从日本软件银行拿来了风险投资，这才让公司得以生存和发展。于是，两人有了分工，吴鹰任副董事长和中国区总裁，负责技术和市场，陆弘亮任董事长，负责财务和融资。不过，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分工，在“谁出钱谁便是老大的”的商业社会里，吴鹰的归宿才有如下的戏剧性。
　　一个月前，远在美国总部的董事会委托公关公司，对外宣布解除他的职务，理由就是——“在公司发展战略上和董事会存在分歧”。而被解职的吴鹰，之前对此却毫不知情。甚至，他得知这一消息的时间，并不比准备采访他的记者更早——“就连分手，都是最后才得到消息。”
　　有记者即刻联系他求证事实，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当记者尝试拨打那部他一直随身携带的小灵通时，却“意外”地接通了。也许，个中滋味只有吴鹰心里最清楚。尽管其一手创造的“小灵通时代”已风光不再，但吴鹰仍然眷念。

绕不开的小灵通

　　今年年初，中国移动旗下的“动感地带”品牌，推出了名为“动听计划”的被叫免费套餐，尽管每个月10元钱就能无限时接听电话算不上真正的“单向收费”，但这对比小灵通每个月25元的月租，则显得实惠了很多。于是，大学生王敏在用完小灵通所剩的余额之后，便把它扔进了抽屉，只用手机了。王敏的同学，也多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而早在2005年前后，随着中国电信、网通有可能拿到3G牌照的预期日显清晰，进入移动通信市场的可能性初见端倪，这两大固网运营商就已经大幅减少对小灵通的投入。这一些的发生摆脱不了小灵通本身的“历史局限性”。
　　吴鹰一直被媒体称为“小灵通之父”。而实际上，“小灵通之父”并不是吴鹰，而是时任浙江余杭邮电局局长的徐福新。1996年，徐福新去日本考察时偶然发现了PHS技术(小灵通)的可用性，并回国迅速搞出了小灵通。他一心想在国内推广小灵通技术，于是频繁接触华为、爱立信等多家国际通信巨头。但由于小灵通技术有着“基站覆盖面和容量小，不适宜高速移动状态下通信”的先天不足，这些通信巨头们在通过充分的调研之后，认定小灵通终究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最终选择了放弃。
　　但吴鹰却发现了小灵通独有的魅力。他意识到，市场最需要的未必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最“合适”的技术，因此，居高不下的手机费用可能会成为小灵通异军突起的契机，于是，他向徐福新买断了该技术，并斥资数千万元将其大力推广，试图来一场豪赌。
　　2000年，中国电信一分为四，分拆后，苦于没有移动牌照的中国电信急需寻找一枚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抗的棋子。于是，吴鹰适时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通过紧凑周密的演说，吴鹰让他们相信，小灵通是固定电话通信的延伸和补充。他给面前的电信老大们描绘了这样一个美好蓝图：小灵通具备的“移动通信”功能尽管不强，但毕竟能帮助他们进入移动通信市场分得一杯羹，他们的合作自然是一拍即合。小灵通技术很快便卖给了两家固网运营商——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很快，小灵通凭借着“接听免费”、“低辐射更健康”等特点，进入高速发展期，用户人数猛增至1800万以上。
　　那些天里，吴鹰无限风光，各种荣誉与邀请纷沓而来，整天飞来飞去，出席各种名人派对、财富论坛。其曝光度和名声已与当红明星毫无二致。
　　但是，正如《小灵通传奇》作者蔺玉红所言，“小灵通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它正处在两个电信垄断企业(中国电信与中国移动)的博弈关口，小灵通的出现和成功，并不是有赖于其技术，而是特殊的机会，等于是“钻了电信体制的一个空子狠捞一笔”。小灵通其“过渡性产品”的使命一旦完成，被市场抛弃的命运在所难免，而从一开始，吴鹰的命运就与之紧紧相连。
　　由于电信和网通的投入减少，以及手机资费降价的挤压，小灵通业务开始急剧萎缩，导致UT斯达康业绩一落千丈。2005年11月，三季度亏损总额高达4亿美元。而吴鹰在董事会，也开始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

多元化，出路还是陷阱

　　早在风光的同时，吴鹰就已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危机。
　　2003年，吴鹰当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授奖时，颁奖嘉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当场刺激了一下吴鹰：“小灵通之后，你靠什么活着？” 吴鹰随即应答：“像我们这样几乎业务额年增长60%，2003年几乎是100%的增长，非常危险。想到这儿，我连睡觉都惊醒。” 技术出身的吴鹰，在压注小灵通的最初，就明白它的致命弱点。
　　此时，UT斯达康的决策层也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从前大把大把的力气都用在小灵通上，满心以为靠小灵通就能吃上很长一阵子。
　　如何摆脱对小灵通的依赖，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成为摆在吴鹰面前最为紧迫的问题。
　　吴鹰首先想到了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他也许心里清楚，小灵通只是一个“披着手机外衣的固定电话”，其产品生命注定短暂。因此，他把目光推向移动通讯发展的必然方向——3G。
　　吴鹰于是四处挖人，不惜投入巨资。摩托罗拉、华为、中兴通讯的一大批3G人才投奔到他的麾下，他还在国内外设立多个3G研发基地，但天不遂人意，国内3G标准迟迟没有公布，3G市场很难正式启动。而且，吴鹰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移动市场内无客户基础，外有华为、中兴、爱立信等强手虎视眈眈，于是，就在3G标准即将出台的前夕，准备了许久的吴鹰选择了放弃。3G部门大幅裁员，一时间，UT斯达康人心浮动。吴鹰为此花费的10多亿人民币，如同打了水漂儿。
　　同时，吴鹰想到的另外一个出路，是近几年风生水起的IPTV，俗称“网络电视”。 “IPTV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大胡子吴鹰曾认真地对外界宣讲这项技术有着多么大的市场潜力，并期望在IPTV项目上复制当年小灵通的成功。据说，吴鹰为此准备了上百亿元的资金。他在国内的杭州、深圳，美国的新泽西和加州设立研发中心，并在杭州建立了生产IPTV设备和产品的基地。2005年UT斯达康在杭州的员工最多时达到5000人之多。吴鹰，准备大干一场。
　　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IPTV这个“香饽饽”，却陷入了电信和广电两大部门的利益纠葛——目前广电系牢牢控制着牌照权，电信商要获准经营必须曲线跟广电系合作。但这两方都试图想占取更多的利益而互不合作，吴鹰的IPTV尽管有着良好的技术，但也如同处在夹板之中，大展不了拳脚。
　　今年4月，UT斯达康派人去杭州等地的IPTV试点考察。据说当时吴鹰有些“反常”。吴鹰一向乐于跟媒体打交道，并且富有激情，但此时的吴鹰却情绪低落。他无奈地表示，尽管跟“上头”达成了协议，但是地方广电并不买账。这使得IPTV至今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至此，吴鹰的多元化之路陷入了泥潭。巨额投入颗粒无收，财报一拖再拖，资本无情，股东需要立竿见影的业绩，而吴鹰却一直坚持自己的“错误”和对市场的判断，这自然招致了美国董事会的强烈不满。

拆分公司，动了谁的奶酪

　　据UT斯达康总部掌握的数据显示，以2005年第2季度为例，UT斯达康在美国市场的收入首次占总销售额达45%，超过中国市场。同期UT斯达康中国区收入大幅减少到原来的1/3。尽管去年吴鹰实现了大幅度的盈利，但这依然就让董事会感到不以为然。由此，吴鹰与董事会之间出现了矛盾。
　　在吴鹰看来，中国仍然是UT斯达康的核心市场，而IPTV则是第二个小灵通。但UT斯达康位于美国的董事会却相信，尽管中国仍是公司的基础，但公司未来的主要市场将移向美国、日本等地。同时，手机终端、宽带业务的风险要远小于IPTV。由于吴鹰始终不能和董事会保持战略上的一致，于是，他提出了拆分公司的构想：分成中国和美国两个公司，中国公司主要负责终端和IPTV。而吴鹰没能找到说服董事会的方法，主张不拆分的成员占了上风，并且达成了共识：维持现有基础，向前发展。
　　一心想要把中国公司拆分出来的吴鹰，想到的也许只是维护自己的多年心血和理想，但是，他却忽略了，如果拆分成功，中国公司将可能拿到小灵通和IPTV的全部，这实际上触及了董事会其他人的根本利益，没有了中国区的盈利，UT斯达康会元气大伤甚至难以为继。
　　终于，到最后还是资本说了算的。当年创办UT斯达康的创业四人团队中，随着吴鹰的离职，现在只剩下陆弘亮一人。不论是新浪的创始人王志东，还是今天的吴鹰，在这个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主流理念的务实市场里，创始人的光环纵然耀眼，理想纵然美好，但一旦和资本相比，还是不得不“甘拜下风”。

好人吴鹰

　　吴鹰离职之后，事情引起了媒体和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其“明星效应”恐怕是千里之外的美国人始料未及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吴鹰一直在媒体里保持着很好的人缘。
　　许多记者都深知，要得到面访大中型企业老板的机会不是一件易事。而吴鹰却是一个例外，只要他在北京，他都会尽可能地接受媒体的采访。如今很多记者都熟悉吴鹰和UT斯达康的故事，这与吴鹰喜欢和媒体打交道有关。吴鹰个性坦率，待人真诚热情，他把记者当朋友一样看待，即便是记者们不分时段的电话骚扰，似乎也从来没有在吴鹰那里得到任何反感。
　　在公司里，吴鹰也几乎没有老总的架子，在公司的食堂里，他总是和员工们挤在一起吃饭；在办公室过道上，吴鹰隔着老远向员工打招呼和微笑，而很多人常常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吴鹰就匆匆而过了。
　　“吴鹰是一个非常人性的管理者，但人性的管理不等于理性的管理，这也许也是UT斯达康走到今天的原因之一”，当年和吴鹰一起在UT斯达康打拼，现已经离开的一位高管如是评价吴鹰。所以，也许可能因为吴鹰的这种好脾气，导致了公司内部疏于严格管理，中级管理人员忙于捞钱，贪污腐败严重，吴鹰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吴鹰和董事会不断升级的战略分歧，也是因为吴鹰的这种“好”。有专家指出：吴鹰与公司董事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企业理念的不同：吴鹰坚持企业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在保证用户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获取企业赢得的利益；而董事会作为资方，不可避免地会坚持股东利益最大化。客观的说，这两种观点没有优劣之分。但过于强调企业的社会价值，而忽略掉企业的利润追求和股东利益的分配要求，确实难以逃避被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扫地出门。
　　《赢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著名的创业竞赛节目，吴鹰在第二次担任其评委时，曾对留学生表示过担忧：“虽然说留学生比外国人了解中国，但是和本地创业者相比，他们并不太了解中国市场。由此，赢在中国的海外选手很难走得更远。”
　　然而，这一次，没能走得更远的却是吴鹰自己，当然，他的出局，并不是因为他“不谙中国市场”，而是他忽视了市场游戏中的另一个关键——如何跟自己的老板搞好关系。

每天早上，我都不是被我的生物钟和定有闹钟的手机叫醒，而是在我同屋那位银行业明日之星的皮鞋与地板磕碰的“笃笃”声中睁开眼睛。因为他单位有着严格的着装规定，所以他每天清晨都会在家里梳洗半个小时，西装领带、衬衣皮鞋，挺人模狗样的，只是我有一点不解，为什么他每次都不能把穿贼亮的硬底皮鞋这道工序放到最后？这样我就不会天天早上在梦里听见“笃笃”的“敲门声”了。（哈哈，胖子莫生气哦）

这里说句心里话，我对新单位那些同事和领导特别的钦佩。清一色的女将，紧锣密鼓挖空心思地办着一本“面向中年成功男士”的人物杂志，而且还是顶着“国际”这么大一顶让一般小媒体双脚发软的帽子。当我在迟到10分钟的情况下，第一次出现在单位选题会上的时候，我很敏感地感受到了硕多目光投射到我脸皮上的温度。平时多带生猛的我此刻也居然有些腼腆了，陡然间，我觉悟到，在这里我将继续我的“宝二爷”生涯，我将继续是那“万红之中的一点绿”，我将继续是“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领导连敲了几下桌子，“不要走神！不要走神”。旁边一女的埋汰她同事，别那样看人家小男生……片刻，我们领导介绍：“这位就是新来的小毛”——“知道———”，我的天，她们居然是异口同声。

我不知道在我来之前，得到风声的她们私底下是怎么猜测我的，领导又在导向上做了什么宣传，反正直到散会后，一个女孩子忽然问我：“小毛，你英语是专业8级吧？”直愣愣的一句硬是逼得我差点钻到桌子底下去。

后来，也确实证明，这些女兵，各个都不是池中之物……
　

 　　２.

很快，我便知道，新单位每两周才能休息一次，其间的双休日一律加班，我掐指一算，这一个月只能有四天休息啊，而且，休息后的上班的第一天，每人至少交出5个详细的“带思路和步骤”的选题策划，乍一听上去有点像在节假日布置的家庭作业。

晚上六点（我们的工作条例上规定这个是下班时间），可是没有一个人走。七点，还是没有人走，八点，一屋子人没少一个，八点半，晚餐来了，必胜客。大家狼吞虎咽之后，继续工作，十点，陆续有人离开。三个领导还在，我找了个间隙，给领导打了招呼，很快溜回家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公式或者程序，每天都如此重复。起初我很迷惑，这样一群女孩子怎么这么不要命地工作，而且闲暇的时候她们有说有笑，还那么快乐？后来我明白，这就是一种组织文化，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无意间受到感染和影响，而且搞媒体本身就是一个苦累的活。 我从最开始的有点不适，到后来“从众的”参与到加班中来，忙碌得眼圈发黑的日子，苦中有乐的工作，在闲暇的时候，我居然也笑得像她们一样幸福和灿烂了。

另外，一个最实际的便宜就是，我再也用不着自己花钱吃必胜客了。这群女将是必胜客死忠粉丝，跟着她们吃晚上的加班餐，我已经把必胜客吃到想吐了……（我挡！！）

３.
　　单位分给我的工作是“编辑”，我负责一个言论板块和一个涉及异域风情地理人文的栏目，同时还被分到财经组，跟着找选题。这里的“传统”是：采编排校一体，只要是这里的一份子，你就有可能既是编辑又是记者同时也是校对。比如，上星期我报的选题中有三个被通过，由于领导觉得我对其中的一个选题的“研究很透彻”，决定不另找记者去采，而让我亲自操刀，这个选题是什么呢——就是卡巴斯基的创世人卡巴斯基先生访问中国。

关于采访卡巴斯基先生，其中的详情与不易我是感慨颇多，这里可以很坦诚的透露给大家，这次约访我失败了，并且借此我深刻体会了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心酸与不易。

其实我知道卡巴斯基先生要访问中国的确切消息并不晚，我16号的时候就得知他19号要来北京。于是我报了专访他的选题，也很快被批准。但是，后来实践表明，我这里的所谓“不晚”只能是相对于一般信息受众而言，而作为一家媒体，我对于这个消息确认的时间其实相比于同行已经明显“滞后”了。当我跟卡巴斯基（中国）公司的负责人联系的时候，她略带为难的告诉我，卡巴斯基先生此行行程相当紧张，除了很早之前就已经敲定好的媒体采访以外，很难满足我面访的要求，很遗憾。不过，为了表示对我们的谢意和支持，她传了一份卡巴斯基先生中国行的行程安排表给我。我看了看，也将情况如实给主任反映了，领导说，专访不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找境外媒体记者整理出稿。领导都退而求其次了，我心想也就罢了吧！但是，我眼见着行程表上那个“20日，卡巴斯基先生做客腾讯网，独家视频专访”的时候，我心中一股强烈的不服迸发了出来——凭什么你腾讯可以，我不行？！

我当机立断，写了封英文短信附在我的采访提纲封面上，短信的中文意思是：“亲爱的卡巴斯基先生，我是XX报社XX杂志的记者，能够专访到您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您是否能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实现它？”并在后面留下了我的英文名与手机号（哈哈，这里插一句：我要特别感谢王珂先生于百忙之中给予我的无私协助，是他帮我把信翻译成了地道的英文）

我给领导留了个便条，拿了几本杂志样刊便直奔718，赶往海淀区那个遥远的“中关村”。此时的我，由于开了一上午的会议，连早上买的早餐都还没有来得及吃，同时由于必须2点之前赶到中关村，时下已正午，中饭是显然没时间吃了，于是，我是揣着那个早上剩下来的鸡蛋灌饼奔上公共汽车的。

拥挤的718上晃晃荡荡，乘客们因为闷热的天气和车内闭塞的空间而显得焦躁不安，我软弱无力的站着，像一只受过惊吓的鸭子，形神狼狈。由于饥饿，我顾不了太多，直把食物往嘴里塞。那个搁置了一上午的鸡蛋灌饼，此时又凉又酸，我啃着啃着，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忽然视觉模糊起来，有点想哭的冲动，但是，忍住了。我当时在心里对自己说：卡巴斯基先生，我必须专访到你！！

４.
　　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了卡巴斯基先生即将到达的会场，30分钟之后，他将在这里举行他的签售活动。长枪高炮的各路媒体记者来了一大群，早已占据了最有利的地势，而我，唯一的“武器”就是手里那份三页的采访提纲和那份异想天开的英文短信，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攒着。

不多久，一阵锣鼓声响起，大厅外鞭炮声声，场内骚动起来，记者们提笔扛枪——卡巴斯基先生来了。

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一个中年的俄罗斯人。媒体几乎是一哄而上，这个时候我才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做名人，什么叫做知识就是力量。保安出来解围，费了一些周章，先生终于走上了讲台。我身子板薄，没有挤，觉得那样挤很傻，大家一块抢，谁也抢不到。

场面刚开始还好，到后来突然一下子失控了，本来要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签售活动，主办方未料出现如此情况，于是决定提前终止活动。主持人宣布，由于特殊原因，卡巴斯基先生的签售活动决定提早结束，最后给5分钟。话音刚落，场面更混乱了。排队的人群中有人发生了争执，差点打起来。保安出面制止。

这里我实在不想说什么中国人的劣根性或什么素质低下的问题，因为完全就不是这么回事。作为主办方，搞活动策划应该面面俱到，细致入微，甚至未雨绸缪，搞策划本身就是最体现“细节决定成败”的事情！我当时便想，这队伍本就不该这么排。应该让人群都在大厅外面排队，大厅里面留出来一个“缓冲区”，一来不会让排队的人因为感到“只见目标不见队伍前进”而心生焦急，不想排的人也会“知难而退”，这样人群中不会出现争吵；二来，即便是发生了争吵，那也是在外面，大厅里面的主办方和俄罗斯的卡巴斯基先生看不见，家丑没有外扬，既保住了中国人的面子又维护了和谐社会的美好形象。你说这个主办方，真是应该炒鱿鱼！

5分钟一会儿的事，卡巴斯基先生准备起身。我意识到我必须行动了。

一群媒体在台下拍照，我一个人猛地一下跳上台去，后来我回想，当时会不会有人怀疑我是人肉炸弹或者恐怖分子？呵呵，有点好笑。

一个虎背熊腰的保安过来阻拦，喝斥我：“你干什么的！”

“我XX日报的！！”我不甘示弱。

他一听来头不小，但又恐有假，于是又问：“你的证件！”

我哪有什么证件，新去这家媒体，我连板凳都还没有坐热呢，何来证件！

“没有证件！”

“没有证件？！那你下去！”

“别耽误事情！我给你个电话，你不信你查我去！！”

对方见我如此强硬，一下子就服软了。愣在那里。

我没有时间等他回过神来，一个健步飞到刚刚起身的卡巴斯基先生面前。

他明显感觉到惊愕，说真话，这个时刻，我一点都不感觉到害怕，甚至有些得意。他毫无准备，他不知道这个陡然出现在他面前，拦住他去路的中国男孩是谁，而且要干什么。

我递上了那封英文短信，他很快地看了看，然后抬头对我一笑，我看有戏，马上把我带去的采访提纲和杂志递给他，他点了点头，又对我笑了笑，便转身给了站在他身旁的卡巴斯基大中华区的总裁，一个中国人。总裁拿过去看了看，一边看一边点头，嘴里念念有词，看完他对我说，就是你吗？我说，是，就是我！

他拍了一下我肩膀，轻轻地说：“这样吧，现在卡巴斯基先生正在和我做活动，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访，另外他这次来京行程确实很紧张，我们商量一下，你稍等一会，我会和你联系！”

我只能说我高兴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得意洋洋了。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几个小时以后，卡巴斯基那边给我打来电话，依旧声称面访确实有困难。

失望与遗憾此时已经在做难免。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委屈，我忽然想笑起来。真的想大声的笑起来——我问心无愧了！

我确实是做到问心无愧了，但是，我难道没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吗？尽管这一次我没有面访成功，但是为什么别人做到了？腾讯做到了？我觉得有问题——这说明我的“细节”还不够“细”，我的反应还不够“快”！我的工作还不够“到位”！

我一直很警醒地提醒自己——

这个世界上没有做不好的事，只有没有做好的事。

０.
　　前天夜里10点多的时候，当我从电视里得知叶利钦去世的消息，我立马就预料到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肯定又要疯狂的加班了。

这几天的加班过程中，我忽然对我的父母心生莫大的感激，曾经我觉得他们平庸而不完美，曾经我厌烦他们絮絮叨叨，曾经我觉得他们思维僵化不懂变通，曾经我觉得他们忍气吞声不善争取——但是他们遗传给了我最宝贵的财富——对生活的莫大热诚和对工作的全心投入，一种接近于“工作狂”的自我暗示，一颗强大的事业责任心。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调研时的彻夜不眠，母亲为了核实一个小小的账目而“不查清除绝不睡觉的”豪言。我万分感激，我可爱的父母，把这一切留给了我……他们让我——痛，并快乐着！

凌晨，我正扎在一堆稿件之中，忽见MSN上一个小小的图标在那里闪动，原来是我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学弟兼老乡为了应付第二天的考试也在“加班”。

自从去年年底他去了澳洲留学，我们已失去联系半年，而此时他的陡然出现让我倍感亲切。我们彼此随意寒暄，忽然他说：“听说最近你很忙啊！注意身体，加油啊！”

我忽然觉得有点幽默和安慰。幽默的是，一个远在澳大利亚的人都知道我的忙，可见我有多忙？呵呵。而安慰的是，身边有着一些默默关注和彼此帮助的朋友，不然他如何得知我这看似“高调”的忙呢？

我忽然又想到那句“若道中华国果忘，除非湖南人尽死”，于是有了如下对他说的话：

“我觉得咱们湖南人就不能混得窝囊，尤其我们常德的孩子！”

“说的好！”在大洋彼岸的他，振奋的心情随着他的MSN头像一起跳动。

“加油！”

“大家加油！”

是啊！大家一起加油！

证监会表示，居民在近阶段丰厚回报的诱惑下，把预防性储蓄也要投资到高风险资本市场中去，肯定是不可取和不理智的行为。因为，这类资金的入市动机是出于赚钱效应，是赢得起、输不起，缺乏抗风险能力的资金。在当前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下，这些资金大规模入市，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稳定不但起不到积极作用，还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因素。

附全文

针对基金行业现状 证监会接受新华社采访讲话稿

问题一：对于近期火热的基金市场，作为国家对基金行业的监管部门，你们是如何看待和分析其背景原因的呢？

一年多以来，资本市场的欣欣向荣和基金市场丰厚的投资收益，引发投资热情高涨，投资者踊跃购买证券投资基金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一次政策机遇、市场机遇和历史机遇和谐统一与有机结合的结果，所以我们应该理性思考其深刻的背景原因。

一是得益于中国宏观金融环境的日益优化和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的不断完善。自2004年初《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以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工作不断向纵深推进，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完成，初步奠定了市场化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市场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随着证券公司综合治理、清理大股东资金占用和上市公司违规担保等基础性制度建设的顺利推进，夯实了市场运行的内在基础，促进了市场创新，提高了市场效率。

同时，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证券发行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市场法制不断健全和完善，监管执法水平稳步提升;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格局初步形成，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日趋巩固，机构投资者发展的市场环境逐步改善。随着这些基础性制度建设工作的逐步落实，市场信心逐渐回升，为基金行业的大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环境基础。

二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客观上为基金市场拓展业务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较长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人民币升值 预期增强，国民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和家庭金融资产及可支配收入快速增加。

随着居民对理财产品认知度的加深，特别是受股票、基金等收益较高金融理财产品的影响，广大居民的金融投资意识越来越强，家庭资产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所以，居民储蓄的庞大规模和居民投资需求、投资行为和投资心理的成熟和变化，为资本市场和基金行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广大投资者长期投资需求的愿望不断增强，长期投资需求日益凸现。对通过专业化的理财机构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日益迫切。基金产品“集合理财、专业管理；组合投资、分散风险；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严格监管、信息透明；独立托管、资金安全”的特点，一定程度上迎合和满足了广大投资者的基本投资需求。

四是资本市场财富效应在2006年的集中爆发也是促使基金市场火爆的一个现实原因。去年以来，上证指数大涨，作为当今A股市场第一大机构投资者的基金收获颇丰。开放式股票型基金收益率为121.4%，而过去曾长期处于高折价率的封闭式基金，去年以来也是出尽风头，2006年其净值收益率达到106.49%，市场价格从2005年7月至2007年初更是上涨了230%。而绝大部分中小投资者直接购买股票、债券或将资金存入银行的收益与购买基金相比要低得多。因此，赚钱效应使基金成为许多居民首选的投资产品。

五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带来基金业发展的良好契机。在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进程中，我国企业年金、养老金和社会保障基金将在经济生活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其内在投资需求客观要求要求基金行业的逐步壮大和完善。

六是基金业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中国证监会在促进基金业发展的同时加强严格监管，努力夯实行业发展基础。通过完善法规体系，强化日常监管，积极推动创新，稳步扩大开放等措施，整个行业初步形成了多元竞争格局，提升了基金管理公司的竞争力。

同时，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综合监管体系的制度设计中，权责明确、相互独立、分权制衡、高效公平既是其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其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有利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财富功能，也有利于让广大人民群众和投资人更好的分享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基金行业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制度保障。

问题二：其实基金作为一种金融产品或者作为一个行业来说，在我国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面临当前中国出现的基金热潮，市场往往在牛市的时候强调收益而容易忽视风险，作为监管部门对投资者有什么建议呢？

现阶段，基金给投资者带来的高额回报，使一些投资者忽视了基金背后的投资风险，这就给基金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隐忧。所以，广大投资者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的角度和辩证的角度去冷静的审视和认识基金产品与基金行业。

一是了解基金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发售基金份额，将众多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形成独立财产，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管理人管理，以投资组合的方法进行证券投资的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方式。它的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规避个股的风险，同时分享投资的成果。基金投资者依其所持基金份额的多少享受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同时也要承担投资亏损的风险。证券投资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也不同于债券，投资者投资证券投资基金，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也有可能损失本金。选择不同类的基金要承担不同的风险，也获得相应的收益。一般来讲，获取收益的可能越大，承担的风险也越大。按照投资对象的不同，我国的基金分为股票基金、债券基金、混合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等基本类型。就风险而言，股票基金的风险最高，混合基金次之，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最低。按照投资理念的不同，可分为主动型基金和被动(指数)型基金。主动型基金是一类力图超越基准组合表现的基金。被动型基金则不主动寻求取得超越市场的表现，而是试图复制指数的表现，并且一般选取特定的指数作为跟踪的对象，因此通常又被称为指数型基金。相比较而言，主动型基金比被动型基金的风险更大，但取得的收益也可能更大。

二是了解基金行业历史。从追溯历史的角度来说，证券投资基金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发达国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20世纪40年代以后，各发达国家的政府认识到证券投资基金的重要性，纷纷立法加强监管，完善对投资者的保护措施，为基金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0世纪80年代以后，证券投资基金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及性发展，基金业的快速扩张正在成为一种国际性的现象。

我国基金发展的历史起源于1992年，规范的基金起源于1998年3月。尽管我国规范基金的历史并不长，但是在这9年中，基金也经历了多次的起伏跌宕，既经历了1999年“5•19”行情、2001年6月上证指数2245的高点，也经历了2005年7月上证指数998的低点，还经历了股权分置改革带来的喜悦。我国基金发展的历史同样证明了基金是长期理财的有效工具，而不是短期投机炒作的发财工具。1998年我国成立了第一批5只封闭式基金：基金开元 ( 行情 论坛 )、基金金泰 ( 行情 论坛 )、基金兴华、基金安信 ( 行情 论坛 )和基金裕阳 ( 行情 论坛 )，根据对这5只基金的统计，从1998年基金成立到今年1月12日，他们的净值平均累计增长366.55%。最近，华夏基金(华夏基金新闻,华夏基金说吧)管理公司在寻找1998年基金兴华初始投资者活动中，发现当初初始投资者31万多名中有6万多人一直持有到2006年11月底，他们的累计收益回报率超过380%，若继续持有到今年1月中旬，收益率可达440%。在看到长期投资基金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有许多在市场中追涨杀跌的盲目入市的投资者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在2001年6月上证指数处于2245点附近入市的投资者，随着指数下跌到2002年1月25日的1451点，其持有的基金资产净值也下跌了19.18%。再考虑到封闭式基金的折价因素，有相当一批投资者的损失超过40%。2002年1月已成立的33只封闭式基金到2004年1月初才基本恢复到前一轮下跌前的净值，期间经历了24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些投资者的本金到2006年下半年才得以恢复，期间经历了至少54个月的时间。另外，2004年4月2日至2005年6月3日，上证指数从1768.65点跌至1013.64点，下跌了42.69%。期间29只开放式基金平均下跌了20.42%，这部分基金从2005年6月3日开始到2006年2月底才基本补回前一轮下跌的损失，期间经历了8至9个月时间。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只涨不跌的股票市场，也没有只赚不赔的金融产品。上述统计也说明，以投机的方式参与市场的投资者，其承受的投资损失越大，恢复本金所花费的时间也越长。

三是了解投资基金的特点与风险。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在目前控制银行信贷增长、防止固定资产投资 过快的背景下，广大投资者投资基金产品和分流储蓄并非坏事，它有助于缓解银行经营压力、帮助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降低我国金融结构的系统性风险。

但是，居民在近阶段丰厚回报的诱惑下，把预防性储蓄也要投资到高风险资本市场中去,肯定是不可取和不理智的行为。因为，这类资金的入市动机是出于赚钱效应，是赢得起、输不起，缺乏抗风险能力的资金。在当前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够健全完善的情况下，这些资金大规模入市，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稳定不但起不到积极作用，还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因素。所以，当前广大投资者应该重点防止以下三种错误观点：

错误观点之一：把基金当储蓄。把原来“养老防病”的预防性储蓄存款或购买国债的钱全部都用来购买基金，误以为基金就是高收益的储蓄。

错误观点之二：把理财当发财。由于2006股市大盘持续上涨，2006年基金平均收益率达到50%以上，其中不少股票型基金回报率超过了100%。把本年度火热的行情当作“常态”看待，一味的坚信购买基金包赚不赔，忽视投资基金的各种风险。

错误观点之三：把投机当投资。仅仅关注投资收益，不理性的判断市场规律，助长强烈的投机心理，完全忽略和忘记资本市场和基金产品理性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的本质特点。

因此，新入市的基金投资者一定要掌握相关知识，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挑选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做明白的基金投资者。所以一般来讲，决定基金业绩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资产配置。投资者在配置中股票的比例越高，其承担的风险越高，收益也可能越大。如2006年在市场上涨的行情中，沪深300 ( 行情 论坛 )指数上涨121.02%，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上涨121.4%，开放式偏股型混合基金上涨112.46%，开放式债券型基金只上涨20.92%。

2004年4月至2005年6月在市场下跌的行情中，上证指数下跌42.69%，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下跌20.42%，开放式偏股型混合基金下跌17.74%，开放式债券型基金仅下跌4.79%。第二，市场大势表现。衡量市场涨跌的指标是比较基准的变化。多数基金业绩随市场变化而变化，潮起潮落，水涨船高。能够很好拟合比较基准，并保持风格稳定的基金就是好基金。第三，基金经理的选股和择时能力。只有合理战胜比较基准的才是基金经理的贡献。第四，交易成本的控制。每次交易都有1%。的交易成本，这些成本要从基金资产中提取。好的基金应该减少操作，以低换手率来维护投资者利益，而不好的基金往往通过频繁交易进行波段操作。换手率越高，交易成本越高。此外，还要注意防范道德风险。

问题三：在未来，基金监管部门还会有哪些具体的行动和计划？

结合近期市场变化，未来的几年内，中国证监会基金部将继续围绕促进基金市场健康发展，强化日常监管，夯实市场基础开展工作。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工作：

1、进一步提高基金公司治理水平和完善风险控制机制，强化基金公司核心竞争力，提高整个行业的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控制能力，巩固行业发展基础，维护行业的公信力。

2、把握好发展与监管的关系，整合监管资源，提高综合监管体系运行效率，加大检查力度和落实各项监管措施，强化对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内部控制、投资行为、营销推介等工作的监管。

3、抓住市场机遇，进一步推进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调整养老体系框架结构，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继续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努力形成和完善竞争互补的多元化的机构投资者发展格局。

4、继续审慎的推进QDII试点，扩大QFII规模，研究基金公司国际业务的拓展。

5、强化创新意识，注重做好前瞻性研究，积极探索基金业发展的新课题、新机制与新办法，推动产品创新、业务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