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是吴晓波写的一部记录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书。1月中，它的下册出版。
　　读它，有时候我会激动得浑身哆嗦。

　　我喜欢他的写法：不文人性情地沉迷于所谓“小叙述”。
　　人物的命运轨迹与时代的变迁总是不断交织、推斥，但又难免彼此暗合。人物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剥离的，他终究根植于历史与现实的土壤；
　　在所有中国人历经的这30年中，人的命运被不断打乱甚至错落，而真正让人物自己再次踏上“征途”，步入“康庄大道”的，并不是所谓时代的复苏与扭转，而是人物自身的抗争与坚守。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夸大社会对自己的影响，这也许难免“推脱”的嫌疑，
　　倘若我们换一个思路看待这个问题——
　　或幸福或苦难的年代，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因为，时代是无法选择的，但是人是有选择的。
　　于是，我才渐渐看到了，在同样历经“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30年洗礼之后的中国人，居然各自演绎出了如此之多迥异的人生。
　　于是，我才清晰地发现，或悲或喜之间，或得或失之间，事物本身的“偶然性”缓慢散去，“必然性”日渐凸显。
　　原来，绵延千年的“生不逢时”与“命运不济”，不过是一个天大的借口！

向吴晓波学习——
不激愤，不抱怨，而是如同抽丝剥茧一般的理性思考、拷问与假设。
吴晓波不是一个文人，因为他理想主义，同时也现实。

我把它的序，转贴如下。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
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2006年1月29日，中国春节。写于38000英尺高空，自华盛顿返回上海。

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
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
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
而后才又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

——拜伦：《唐璜》，第一章第一节

一

　　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尔斯泰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上帝赐予了我健康和宁静，我将以前人从没采用过的方式来描写博罗季诺会战。”当时他正在从事《伟大的劳动》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后来更名为传世不朽的《战争与和平》。2004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与妻子邵冰冰的MSN对话中提出写作1978年到2008年中国企业史的想法的，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
　　那个白天的下午。我与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景致优雅的查尔斯河畔有一场座谈，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学术背景，我们的讨论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却又不时地穿梭在美国、日本乃至欧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国家和制度空间里，在对比中互为参照，在论证中相与辩驳。而在这样的沟通中，我深感中国企业研究的薄弱，我们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最巨大的障碍。于是，如何为零碎的中国当代企业史留下一些东西，成为了一个忽然凸现出来的课题。
　　当这个念头突然萌生出来的时候，我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在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工作选择已有很多项，这无疑是最为艰巨而庞杂的。对于我个人的能力而言，这其实又是一项勉为其难的工程，我没有经受过历史学专业的训练，也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虽然多年从事传媒工作的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事实，并在某些时刻亲历现场，虽然我也曾出版过将近10本财经类书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论，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等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
　　但是，毕竟要有人去完成这一项工作。在哈佛大学查尔斯河畔的那个阳光熙和的午后，它如同一个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庞然无声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着我。在那场夹杂着英语与汉语的讨论中，我知道自己已无处可逃，未来四年的劳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认为现在是开始为这项工作做准备的时候了。”我在MSN上热切地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100多年前托尔斯泰写信时的那份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另辟蹊径的自信和即将开始一段充实工作的满足。

二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世景变迁的幅度之大往往让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实在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思议，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3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的话，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在温州地区，我们还找到了一份这样的材料，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死刑。到20世纪80年代末，买空卖空还是一个恶劣名词，茅盾在小说《子夜》里生动描写过的那些商人给人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规定不得超过5万元，否则就算是“违纪”。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20年前的国营和集体企业都是一些可怕的庞然大物，很多大型国有工厂几乎具备一切的社会功能，“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一个工作岗位是很珍贵的，是可以“世袭”的，父亲在退休之后可以马上指定一个自己的子女顶替，企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重要得像“一个更大的家庭”。现在已经是富豪的宗庆后当年就是在乡下“插队落户”，为了回到城里，他恳请在一间区校办工厂上班的母亲提前退休，她把这个岗位让给了儿子，后者骑着三轮车到各个学校的门口卖练习簿和铅笔，筹足了一点钱后他创办了娃哈哈儿童保健品厂，现在它已是中国最大的饮料公司。
　　在刚才，我提到了“一群小人物”，也许没有别的称谓更适合这一群改造历史的人们。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一位温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对我说，“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谁都听得出他这句话中所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绝然，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你却无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出上述这句话。
　　从一开始，我就决定不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了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其实，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借鉴，它应该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
　　我想多写一点人的命运。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1978年，高考恢复，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刚刚打开大门的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便招进了几十个年龄相差超过20岁以上的学生，其中3位是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十多年后，他们三人分别创办了TCL、康佳和创维，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的40%。
　　也是1978年前后，从湖南和四川的监狱里先后走出了两个当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他们一个叫杨曦光，一个叫牟其中，他们入狱是因为他们分别写了一个同题的万言书《中国往何处去》而被打成反革命。在向来崇尚忧国论道的湖南和四川，他们是公认的“地下青年思想家”，是时刻准备用热血去唤醒迷乱中的祖国的大好男儿。这是两个如此相似的男子。杨曦光出狱后就参加了全国高考并一举登榜，3年后他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再两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他后来改名杨小凯，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他用模型、数据和十分尖利的思想在理性层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拷问年轻时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在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他离开人世。而牟其中则走上了另外一条更惊心动魄的道路，他出狱后当即借了300元，创办了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随后的10年里他通过“罐头换飞机”等手法迅速暴富，竟成为最早的 “中国首富”之一，他的政治热情从来没有丧失过，反而在首富的光环下越来越浓烈，终而他在年过50之际再度入狱，至今还在武汉的监狱中日日读报，有时还写出一两封让人感慨万千的信件来。
　　这样的关于命运的故事将贯穿在整部企业史中。在我看来，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他们其实并不陌生。在任何一个商业国家的财富积累初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群，而且必然会出现这些人。我相信，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在书稿整理的某一个夜晚我甚至突然生出过一个很怪异的感慨：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

三

　　过去20多年里，中国市场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国营公司、民营公司、外资公司。在我看来，一部中国企业历史，基本上是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
　　在很大程度上，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当市场的大闸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的时候，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了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么的弱小，却又是那么的肆意，它随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为流，轰然成势，它是善于妥协的力量，但任何妥协都必须依照它浩荡前行的规律，它是建设和破坏者的集大成者，当一切旧秩序被溃然推倒的时候，新的天地却也呈现出混乱无度的面貌。20多年来，中国公司一直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我将用相当多的篇幅记录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成长轨迹，它们是一股根本不可能被绕过的势力，在某种程度上，自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那一天起，它们便已经是中国企业，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这些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起伏得失本身又是一部很有借鉴价值的教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进入中国的是以松下、索尼、东芝为代表的日本集团，松下幸之助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际级企业家，而东芝在中央电视台的“TOSHIBA TOSHIBA，大家的东芝”让人至今难忘，这与当时日本公司在全球的强势是密不可分的。至今，在各项利益密集的领域，外资的力量以及其经理人群体的智慧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及政策的走向。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上存在着它的必然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也许只有进行了全景式的解读后，我们才可能透过奇迹般的光芒，发现历史深处存在着的那些迷雾，譬如，国家在这次企业崛起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伟大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中国企业的超越模式与其他超越型国家的差异在哪里？我们才可能在为经济增长率欣喜的同时，观察到另外一些同等重要却每每被忽视的命题，如社会公平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对人的普遍尊重的问题。
　　在这种框架性结构之外，我还尝试论证，在商业史上，并不是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必然的。如果当年联想的倪光南和柳传志没有反目成仇，联想有没有可能就走上另一条更具技术色彩的道路？如果张瑞敏和他的团队早早地成为了海尔集团的资产控制者，也许他就不会让海尔的资本结构如此繁杂，海尔的成长轨迹或许会更透明和清晰一些？如果没有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突然出现，中国政府很可能着力去培育日韩式的财团型大公司，那么，中国公司的成长版图会不会全然改变？
　　如果你认为这些设问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可能就无法体味到历史的内在戏剧性。
　　我还将在日后的写作中证明，在这个至今充满神怪气质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经被一再地证实：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一个超越了常规的历程，处身其中的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身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他们总希望每次都能红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最后，所有的光荣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
　　任何貌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无懈可击，往往越值得怀疑。我们从来相信，事物的发展是粗劣的，是有锋芒和缺陷的。当一个商业故事以无比圆滑和生动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怀疑，而所有的怀疑，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
　　中国企业界是一个迷信奇迹的商业圈，但是30年的时间已经足以让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超常规所带来的各种效应。真相如水底之漂，迟早会浮出水面。我甚至相信，在企业界是存在“报应”的。

四

　　企业史写作使我开始整体地思考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这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这过去的30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几乎是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当我感觉疲惫的时候，我常常用沃尔特·李普曼的一段话来勉励自己，这位美国传媒史上最伟大的记者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的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李普曼说得多好—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想我是快乐的。自从2004年的夏天决定这次写作后，我便一直沉浸在调查、整理和创作的忙碌中，它耗去了我生命中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一大块时间。一个人要让自己快乐其实是一件不难的事，你只要给自己一个较长时间的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去接近它，实现它。结果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非常的单纯和满足。
　　每当月夜，我便孤身闯入历史的迷雾。我的书屋正对着京杭大运河，河水从我窗下流过，向西三公里拐过一个弯，就是运河的起点处—拱宸桥。这一线河水向北蜿蜒，在日升月落间横贯整个华北平原，最后进入北京城，到积水潭、鼓楼一带戛然而至，710年来，世事苍茫，却从来没能阻挡过它的无言流淌。20多年前，杭州段运河清澈可见游鱼，20多年来，楼宇日见林立，水体终而浑浊，现在，当地的政府突然又回过头来搞运河的治理，想要把它开发成夜游江南的一个景点去处。此刻，我正在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窗下正有拉物品的夜航船隆隆地驶过。据说过了今年，这些水泥船因为噪声太大影响两岸居民而不能在运河里夜行了。
　　我的思绪便常常在这种貌似相关实则相去万千的时空中游荡，法国人罗兰·巴特曾经说过一句很妙的话，“我对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以及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写作当代史的快感和诡异，便全部在这里了。

我的主要工作是编辑，但这半年我还是做了四次采访，分别是中国化工集团总经理任建新，WTO首位中国大法官张月姣，“理财规划师国家标准”创始人刘彦斌和我下午即将要去上海采访的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先生。
采访不多，但各有体会，现将采访中遇到的问题，总结于下：

采访注意事项：

一边采访一边做笔记，不要依赖录音。
涉及时间、事件、数据、人名、地名以及专有名词和术语的时候，要抓紧记录，没有听清要当场提出，直到确认清楚
在讲到关键问题时，赶紧记住录音笔的时间点，这样回去整理录音比较有针对性
对于采访中重点问到的或者回答到的精彩问题，要抓紧记录在纸上，回去作为重点资料整理
对话要平等，思考要独立，要敢于质疑采访对象，提出疑问。不能跟着对方跑，被对方的一面之辞“征服”，这一点很重要。

做了几期经济学家对话栏目后，实在有些话如鲠在喉，这是一种真切的经历，但又不方便明说。于是，转两篇别人的稿子，委婉地表达一下我的腹诽——体制，真的是个让人玩味和痛痒的东西。

如下——

《谢国忠的背影》
人民日报华东分社  高渊


　　谢国忠离职了，不少媒体送上了“市场经济敢言者”之类的溢美之词。而短短两年前，他还被称为“两面派”
　　对谢国忠的先抑后扬，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家的言论。世上几乎没有完全置身于利益之外的经济学家，不要把他们都想象成骗子，或塑造为圣人
　　谢国忠走了。出乎意料的是，背后满是叹息与掌声。
　　或许都忙着放长假，媒体的反应实在慢了半拍。9月29日，身为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的谢国忠，便离开了他服务9年之久的公司。长假后上班，许多人才发现谢国忠这个“媒体宝贝”已卷铺盖走人，于是都手忙脚乱地撰文送别。
　　除了一句“因个人原因”这样的含糊说辞外，老东家摩根士丹利和谢国忠本人均未作具体解释。但有人猜测，这可能和他一直“唱淡”内地房地产市场有关，因为这与其所服务的公司利益产生了巨大的冲突。据此判断，不少媒体送上了“市场经济敢言者”之类的溢美之词。
　　不过，短短两年前，谢国忠所受到的并非这种待遇。当时不少人指出，谢其实是个“两面派”，一个为大摩制造投资时机的“伪学者”。
　　谢国忠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是向未来借的需求，存在相当的夸大成分，明显存在房地产投机过度迹象。但与此同时，大摩却在北京、上海等地大肆收购房地产，去年至今至少投资约60亿元人民币，并因此被有关部委点名。
　　如此言行不一，让人感觉其中可能有阴谋。不少人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来宣泄对大摩和谢国忠的不满：谢国忠宣扬“泡沫论”别有用心，目的是在国外资本进入中国之前先打压中国市场。
　　当时，大摩中国公司出面澄清，谢国忠只是提出个人观点，他不是公司的管理人员，分析意见也不代表大摩。同时，经济学家只给投资者提供建议，决策还要由投资者自己做出。
　　当然，也可以把这种辩解当作“鬼话”。因为谢国忠挣的是大摩这个大老板的钱，谁知道谢的话是不是公司战略图谋的一部分。
　　从“两面派”到“敢言者”，媒体对谢国忠的评价可谓天上地下。最新消息显示，他是因为在一封内部电子邮件中，提及某个东南亚国家的敏感话题而惹上麻烦的。但谢还是因祸得福，去职成为他说真话的力证，从而一夜之间又成为敢说真话的一流经济学家。
　　其实，对谢国忠的先抑后扬，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家的言论。一般而言，经济学家有体制内与体制外之分。再细分一下，大致可分为服务于政府、服务于企业和服务于社会公众这几类。每个经济学家的身份不同，言论的开放度和真实性都会有差异。但笔者相信，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几乎没有完全置身于利益之外的经济学家。
　　现在的问题是，在某些经济领域热得发烫，以至绝大多数人都沉醉其中时，应该允许和鼓励有人站出来大喝一声，哪怕他说得片面。同时，也应当宽容地对待经济学家们，因为他们都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不要把他们都想象成骗子，或塑造为圣人。



《经济学家为何总挨骂》

　　我们看到，从吴敬琏、周其仁、张维迎、樊纲，直到今天身体力行地为穷人办事却说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经济学家挨骂的名单上，在不断添加一串串新的内容。经济学家因言论被骂已不新鲜。 
　　始自三年前的“郎顾之争”，让中国几乎所有出名的主流经济学家，都在民意面前遭遇了 “滑铁卢”。其后经济学家面对的公共发言环境变得愈发严峻。 
　　吴敬琏说，"我知道我说这个话一定要挨骂，中国的电力能源价格偏低，涨价是必然的。在一片声讨电力和石油等垄断巨头以行政之力推高公共品价格的时候，吴敬琏此言很容易被再次戴上“垄断利益代言人”的帽子，上一回，是他在两会上发言被人曲解为春运涨价合理时。而被形容为“背负长达25年骂名”的张维迎更是经济学家中遭遇非议最多的学者之一，2006年他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文中的一句“官员是改革中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引来各种"口诛笔伐"之声，至今不歇。 最近的一次争论又集中在茅于轼身上。他的一篇名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的文章遭遇学者薛涌《为富人说话能为穷人办事吗》的质疑和批判，由此，点燃了今年经济学界最热门的一场“贫富之争”。 
　　他们被骂似乎完全有理由。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日益凸显。在此关键阶段，任何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主张，不管结果是否有效，总会因其道德的无比正确性而得到民众喝彩。但这些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愿意这样做，不仅不打算这样做，他们甚至还尝试坚持以理性思考面貌的一再为富人的正当性辩论。也正因此，在“民意”与“市场化”的理想、现实矛盾间艰难探索的经济学家，就承担了最多的压力和责难。“当下中国的贫富差距，无疑已超出了公众的承受底线，发展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这不是因为公众不能正确对待贫富差距，而要求什么平均主义。从根本上说，这是致富机制有了问题。贫不当贫，富不当富的现象引起社会心理的失衡，激起了公众的普遍愤怒和抗议。”
　　此种背景下，经济学家一以贯之的市场体制信念和日益升起的对市场、对改革的怀疑之间就产生了更多的碰撞。普通群众把看不到改革预期结果的失望情绪一股脑洒在经济学家身上。然而，正如时评作者笑蜀所说，现在应该反思的是致富机制亦即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鼓励仇富。富裕本身不是罪，人人有权致富，有罪的只是不公正的致富机制或者说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那些凌驾于市场体系之上无处不在、难以约束的畸形权力是造成罪恶的根源。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双城记》
　　英国文豪狄更斯早在一百年前，用这句话来注解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时，也许没有想过，“最好”与“最坏”，从来没有彼此脱离，它们二者，就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一直如影相随地跟踪着其后的人类历史。
　　而我的疑惑，大概是从上大学开始。那个时候，一些随中国经济腾飞而得以风云叱咤的商界巨子频频出现在学校的讲坛上，他们的耀眼光芒盖过当红演员与偶像歌手；他们的成功与财富，让所有的年轻人趋之若鹜，心荡神驰。
　　然而，我渐渐地发现，他们的成功其实更多地得益于中国历史的大背景和改革开放初期难以避免的阶段性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成功，无非是时代的产物，而不具备普适于当下的规律。于是，当年轻冲动的我们对成功的渴望被无数次地“利诱”，我们的眼前越是光亮，内心却越是茫迷。
　　万科的王石通过对前者不断暗度陈仓似的“股权稀释”，将深圳这家优质的集体所有企业囊为私有，“万科的王石”最终变成了“王石的万科”，诚然他为企业注入了更大的活力，他本身兼具吃第一只螃蟹的勇气，与试水市场经济的智慧甚至冒然，但他的做法，在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效仿和复制；
　　国美的黄光裕，中国最早的一批个体户，他通过对家电卖场渠道的搭建和整合，利用“四个月结算一次货款”，将别人的钱汇成了一条为己所用的庞大现金流，乃至其后的多元化投资，成就了今天的国美，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任建新，早年的甘肃化工机械研究院团委书记，改革开放之初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向单位抵押借款1万元创办了蓝星公司，那时，他便颇有远见地将其注册为一家“集体所有”企业。20年过去了，甘肃的蓝星已经成长为中央国资委其下的“中国化工集团”。而其中，与王石以及更多成功“企业家”不同的是，任建新选择了一条“非主流化”道路——他没有将“公”化“私”，而是越来越“公”，他深知，在中国，要把企业做到“更高一个层次”更需要的是政治，于是，他的“兴业报国”之心令他政经亨通——当初的学院团委书记，如今已是部级干部，而他的蓝星，也从偏远的兰州搬到了北京，从一家“地方游击队”成长为“中央军”。于此，我们难以逾越，我们没有宏大的背景和“远见卓识”。

　　放开这些小的叙述，我们回首大的视野，曾几何时，我们高呼着去解放那些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世界人民，如今变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趋之若鹜地“与国际接轨”。
　　我们唱着《卖花姑娘》的朝鲜兄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身边悄然离去，将自己深深困锁。与此同时，我们身边却多了一个劲歌热舞的韩国小子，他的热情令人心悸。
　　而我们的大陆与台湾，从本来“政党”的不一，已然转变成“国家”的对立。我们的台湾问题，似乎也不再是一厢情愿的“家”事，国际政治的博弈，使得它，成为一个砝码一枚棋子，我们的“家事”已被世界公民看作眼中的“天下事”。

　　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以独有的特色和速度与世界经济保持高度接近和亲密，于是，我们看到了全球化，看到了WTO，看到了“平的世界”。
　　而当我们的经济总量迈向世界第三之时，我们却忽然意识到，我们缺乏一个理性与完善的框架去驾驭。多少年里，我们迷恋数字的增长，却忽略了数字之外道德和法律。
　　而当我们以一个礼仪之邦的身份，从一个千疮百孔的旧中国成长为一个足以影响世界的经济大国时，我们却有点患得患失。市场经济能够让人们不偷懒，但未必能让人们不说谎。我们开始反思，开始重拾那些我们原本拥有，却在赶路途中不小心丢失的东西。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Wednesday, June 20, 2007

I got lots of correspondence about my column last week – in which I suggested that the era of American global dominance is coming to a close. Some of it was rank abuse – accusing me of everything from “penis envy” to loath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re was also a much more reasoned line of argument. This was essentially that I had been much too credulous about Goldman Sachs's projection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be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US by 2027. I got lots of e-mails making this point. Here is one (the author prefers to remain anonymous):

“You should go back and read the pieces in the 80's on Japan overtaking US, before that there was a Brazilian miracle, and the 50s the Soviets were going to take over the world because THEY have figured out how to get things done."

Linear earnings projections did wonders for the internet stock valuations in the 1990s (you just had to extrapolate the same growth rate 10 years into the future), and it seems like political scientists are guilty of the same sin. All of a sudden structural issues in the Chinese society do not matter, (of course 15 years ago the orthodox view was that sustainable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was impossible without democracy and this was why China simply could not grow without an extensive political reform).

Chinese growth has been driven by additions of labour and capital. This is a one time event, and while it is a very lengthy event (worked for 20+ years in the USSR) you do run out of growth eventually. The US growth story has persisted for so long because it is a free and creative society and over the long term it can keep increasing its productivity.

China will absorb the remaining surplus labour in the next 2-3 years.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western capital actually earns a significant excess return in China and China massively subsidizes its domestic cost of capital. Chinese banks are arguably in a worse shape than the Japanese banks were in the 80s. The Chinese one child policy will make European demographic problems pale in comparison over the next 20-30 years. The country is facing massive environmental issues, it is no longer self sufficient in terms of food. Just think what paying global food prices will do to political stability in China… the list goes on and on….

Will China be a lot stronger and more powerful in 30 years - sure. Will China be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No one really knows…

My bet is that when the Chinese economy comes to a screeching halt a couple of years from now the financial press will be writing thoughtful pieces explaining how everyone has gotten the growth story wrong and significant structural growth impediments that would limit Chinese growth for the next 20 years (of course that would be wrong too)”

So what is my response to this?

First – most of these points are powerful ones. Clearly there are big questions about Chinese political stability, about the fragility of the banking system,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so on. When I was in Beijing earlier this yea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eemed to be genuinely fearful of social unrest, if they were unable to keep the economy growing at double-digit rates. Even they seemed far from confident that future growth and stability is guaranteed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So why am I still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indeed be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US within 20 years?

The first and possibly weakest reason is that I've heard predictions of an imminent Chinese crack-up for the last 15 years and – so far – nothing has happened. I worked as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and editor in Asia from 1992-97, when memories of Tiananmen were still fresh. All the fears about China that are being expressed today - about democracy, the banking system, th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rest in the countryside, protectionism in the west – were being expressed then, but with even more force. However China has kept growing. Of course, its possible that all these predictions of doom will be vindicated eventually. We will all be dead eventually, as well. But in the meantime, China's economic momentum is absolutely formidable.

The second and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this is a number's game. The reason that China will eventually b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y is that its population is roughly four time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dictions that Japan would over-take the US, popular in the late 1980s, were always implausible. The difference in population size would have meant that the average Japanese would have had to become more than twice as rich as the average American for Japan to surpass America – and that was never going to happen.

By contrast, if you want to argue that China will never overtake the US, you would have to believe that China cannot achieve a GDP-per-capita of just 25% of American levels. And yet there are several examples of Asian “tiger economies” that have already got to that level and well past it – Japan, Taiw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the latter, admittedly a micro-state) - some of them managing tricky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 democracy, without stopping growth.

My colleague Martin Wolf points out that if China were to achieve the GDP-per-capita levels of Portugal – the poorest country in western Europe – its overall GDP will be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U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combined.

So you don't have to dismiss all the arguments about Chinese politics, the environment, social unrest and so on – to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will eventually over-take America. You merely have to note that industrialisation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are very powerful processes once they get rolling. They can survive a great deal of social unrest – and even the occasional war – and keep powering on.

这篇稿子是我几天前写的，由于吴鹰本人就离职一事不想说得太多，所以整篇稿子是根据资料整理外加一些外围采访而成。一方面因为此稿完成时，吴鹰离职的“新鲜度”已经所剩不多；另外，相对于已出的一些相关的报道，此稿也并没有多么不同的东西，所以，未能被采用。现在，放在这里，聊以自慰

　　“怀揣27美元赴美、回国创出亿万身家”。这是当年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它的主人公就是吴鹰。
　　作为UT斯达康的一大创始人，吴鹰凭借着小灵通在中国的突出表现，一度引领着这家上市公司在纳斯达克创造了股票神话：2000年，公司上市不到3天，股价涨幅达278％，公司市值直逼70亿，并连续17个季度实现并超过华尔街对公司的财务预期。2004年3月，UT斯达康入选《财富》杂志全球企业1000强。
　　但UT斯达康的成功并非吴鹰一人之力，在公司发展初期，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陆弘亮从日本软件银行拿来了风险投资，这才让公司得以生存和发展。于是，两人有了分工，吴鹰任副董事长和中国区总裁，负责技术和市场，陆弘亮任董事长，负责财务和融资。不过，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分工，在“谁出钱谁便是老大的”的商业社会里，吴鹰的归宿才有如下的戏剧性。
　　一个月前，远在美国总部的董事会委托公关公司，对外宣布解除他的职务，理由就是——“在公司发展战略上和董事会存在分歧”。而被解职的吴鹰，之前对此却毫不知情。甚至，他得知这一消息的时间，并不比准备采访他的记者更早——“就连分手，都是最后才得到消息。”
　　有记者即刻联系他求证事实，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当记者尝试拨打那部他一直随身携带的小灵通时，却“意外”地接通了。也许，个中滋味只有吴鹰心里最清楚。尽管其一手创造的“小灵通时代”已风光不再，但吴鹰仍然眷念。

绕不开的小灵通

　　今年年初，中国移动旗下的“动感地带”品牌，推出了名为“动听计划”的被叫免费套餐，尽管每个月10元钱就能无限时接听电话算不上真正的“单向收费”，但这对比小灵通每个月25元的月租，则显得实惠了很多。于是，大学生王敏在用完小灵通所剩的余额之后，便把它扔进了抽屉，只用手机了。王敏的同学，也多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而早在2005年前后，随着中国电信、网通有可能拿到3G牌照的预期日显清晰，进入移动通信市场的可能性初见端倪，这两大固网运营商就已经大幅减少对小灵通的投入。这一些的发生摆脱不了小灵通本身的“历史局限性”。
　　吴鹰一直被媒体称为“小灵通之父”。而实际上，“小灵通之父”并不是吴鹰，而是时任浙江余杭邮电局局长的徐福新。1996年，徐福新去日本考察时偶然发现了PHS技术(小灵通)的可用性，并回国迅速搞出了小灵通。他一心想在国内推广小灵通技术，于是频繁接触华为、爱立信等多家国际通信巨头。但由于小灵通技术有着“基站覆盖面和容量小，不适宜高速移动状态下通信”的先天不足，这些通信巨头们在通过充分的调研之后，认定小灵通终究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最终选择了放弃。
　　但吴鹰却发现了小灵通独有的魅力。他意识到，市场最需要的未必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最“合适”的技术，因此，居高不下的手机费用可能会成为小灵通异军突起的契机，于是，他向徐福新买断了该技术，并斥资数千万元将其大力推广，试图来一场豪赌。
　　2000年，中国电信一分为四，分拆后，苦于没有移动牌照的中国电信急需寻找一枚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抗的棋子。于是，吴鹰适时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通过紧凑周密的演说，吴鹰让他们相信，小灵通是固定电话通信的延伸和补充。他给面前的电信老大们描绘了这样一个美好蓝图：小灵通具备的“移动通信”功能尽管不强，但毕竟能帮助他们进入移动通信市场分得一杯羹，他们的合作自然是一拍即合。小灵通技术很快便卖给了两家固网运营商——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很快，小灵通凭借着“接听免费”、“低辐射更健康”等特点，进入高速发展期，用户人数猛增至1800万以上。
　　那些天里，吴鹰无限风光，各种荣誉与邀请纷沓而来，整天飞来飞去，出席各种名人派对、财富论坛。其曝光度和名声已与当红明星毫无二致。
　　但是，正如《小灵通传奇》作者蔺玉红所言，“小灵通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它正处在两个电信垄断企业(中国电信与中国移动)的博弈关口，小灵通的出现和成功，并不是有赖于其技术，而是特殊的机会，等于是“钻了电信体制的一个空子狠捞一笔”。小灵通其“过渡性产品”的使命一旦完成，被市场抛弃的命运在所难免，而从一开始，吴鹰的命运就与之紧紧相连。
　　由于电信和网通的投入减少，以及手机资费降价的挤压，小灵通业务开始急剧萎缩，导致UT斯达康业绩一落千丈。2005年11月，三季度亏损总额高达4亿美元。而吴鹰在董事会，也开始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

多元化，出路还是陷阱

　　早在风光的同时，吴鹰就已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危机。
　　2003年，吴鹰当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授奖时，颁奖嘉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当场刺激了一下吴鹰：“小灵通之后，你靠什么活着？” 吴鹰随即应答：“像我们这样几乎业务额年增长60%，2003年几乎是100%的增长，非常危险。想到这儿，我连睡觉都惊醒。” 技术出身的吴鹰，在压注小灵通的最初，就明白它的致命弱点。
　　此时，UT斯达康的决策层也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从前大把大把的力气都用在小灵通上，满心以为靠小灵通就能吃上很长一阵子。
　　如何摆脱对小灵通的依赖，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成为摆在吴鹰面前最为紧迫的问题。
　　吴鹰首先想到了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他也许心里清楚，小灵通只是一个“披着手机外衣的固定电话”，其产品生命注定短暂。因此，他把目光推向移动通讯发展的必然方向——3G。
　　吴鹰于是四处挖人，不惜投入巨资。摩托罗拉、华为、中兴通讯的一大批3G人才投奔到他的麾下，他还在国内外设立多个3G研发基地，但天不遂人意，国内3G标准迟迟没有公布，3G市场很难正式启动。而且，吴鹰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移动市场内无客户基础，外有华为、中兴、爱立信等强手虎视眈眈，于是，就在3G标准即将出台的前夕，准备了许久的吴鹰选择了放弃。3G部门大幅裁员，一时间，UT斯达康人心浮动。吴鹰为此花费的10多亿人民币，如同打了水漂儿。
　　同时，吴鹰想到的另外一个出路，是近几年风生水起的IPTV，俗称“网络电视”。 “IPTV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大胡子吴鹰曾认真地对外界宣讲这项技术有着多么大的市场潜力，并期望在IPTV项目上复制当年小灵通的成功。据说，吴鹰为此准备了上百亿元的资金。他在国内的杭州、深圳，美国的新泽西和加州设立研发中心，并在杭州建立了生产IPTV设备和产品的基地。2005年UT斯达康在杭州的员工最多时达到5000人之多。吴鹰，准备大干一场。
　　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IPTV这个“香饽饽”，却陷入了电信和广电两大部门的利益纠葛——目前广电系牢牢控制着牌照权，电信商要获准经营必须曲线跟广电系合作。但这两方都试图想占取更多的利益而互不合作，吴鹰的IPTV尽管有着良好的技术，但也如同处在夹板之中，大展不了拳脚。
　　今年4月，UT斯达康派人去杭州等地的IPTV试点考察。据说当时吴鹰有些“反常”。吴鹰一向乐于跟媒体打交道，并且富有激情，但此时的吴鹰却情绪低落。他无奈地表示，尽管跟“上头”达成了协议，但是地方广电并不买账。这使得IPTV至今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至此，吴鹰的多元化之路陷入了泥潭。巨额投入颗粒无收，财报一拖再拖，资本无情，股东需要立竿见影的业绩，而吴鹰却一直坚持自己的“错误”和对市场的判断，这自然招致了美国董事会的强烈不满。

拆分公司，动了谁的奶酪

　　据UT斯达康总部掌握的数据显示，以2005年第2季度为例，UT斯达康在美国市场的收入首次占总销售额达45%，超过中国市场。同期UT斯达康中国区收入大幅减少到原来的1/3。尽管去年吴鹰实现了大幅度的盈利，但这依然就让董事会感到不以为然。由此，吴鹰与董事会之间出现了矛盾。
　　在吴鹰看来，中国仍然是UT斯达康的核心市场，而IPTV则是第二个小灵通。但UT斯达康位于美国的董事会却相信，尽管中国仍是公司的基础，但公司未来的主要市场将移向美国、日本等地。同时，手机终端、宽带业务的风险要远小于IPTV。由于吴鹰始终不能和董事会保持战略上的一致，于是，他提出了拆分公司的构想：分成中国和美国两个公司，中国公司主要负责终端和IPTV。而吴鹰没能找到说服董事会的方法，主张不拆分的成员占了上风，并且达成了共识：维持现有基础，向前发展。
　　一心想要把中国公司拆分出来的吴鹰，想到的也许只是维护自己的多年心血和理想，但是，他却忽略了，如果拆分成功，中国公司将可能拿到小灵通和IPTV的全部，这实际上触及了董事会其他人的根本利益，没有了中国区的盈利，UT斯达康会元气大伤甚至难以为继。
　　终于，到最后还是资本说了算的。当年创办UT斯达康的创业四人团队中，随着吴鹰的离职，现在只剩下陆弘亮一人。不论是新浪的创始人王志东，还是今天的吴鹰，在这个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主流理念的务实市场里，创始人的光环纵然耀眼，理想纵然美好，但一旦和资本相比，还是不得不“甘拜下风”。

好人吴鹰

　　吴鹰离职之后，事情引起了媒体和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其“明星效应”恐怕是千里之外的美国人始料未及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吴鹰一直在媒体里保持着很好的人缘。
　　许多记者都深知，要得到面访大中型企业老板的机会不是一件易事。而吴鹰却是一个例外，只要他在北京，他都会尽可能地接受媒体的采访。如今很多记者都熟悉吴鹰和UT斯达康的故事，这与吴鹰喜欢和媒体打交道有关。吴鹰个性坦率，待人真诚热情，他把记者当朋友一样看待，即便是记者们不分时段的电话骚扰，似乎也从来没有在吴鹰那里得到任何反感。
　　在公司里，吴鹰也几乎没有老总的架子，在公司的食堂里，他总是和员工们挤在一起吃饭；在办公室过道上，吴鹰隔着老远向员工打招呼和微笑，而很多人常常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吴鹰就匆匆而过了。
　　“吴鹰是一个非常人性的管理者，但人性的管理不等于理性的管理，这也许也是UT斯达康走到今天的原因之一”，当年和吴鹰一起在UT斯达康打拼，现已经离开的一位高管如是评价吴鹰。所以，也许可能因为吴鹰的这种好脾气，导致了公司内部疏于严格管理，中级管理人员忙于捞钱，贪污腐败严重，吴鹰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吴鹰和董事会不断升级的战略分歧，也是因为吴鹰的这种“好”。有专家指出：吴鹰与公司董事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企业理念的不同：吴鹰坚持企业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在保证用户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获取企业赢得的利益；而董事会作为资方，不可避免地会坚持股东利益最大化。客观的说，这两种观点没有优劣之分。但过于强调企业的社会价值，而忽略掉企业的利润追求和股东利益的分配要求，确实难以逃避被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扫地出门。
　　《赢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著名的创业竞赛节目，吴鹰在第二次担任其评委时，曾对留学生表示过担忧：“虽然说留学生比外国人了解中国，但是和本地创业者相比，他们并不太了解中国市场。由此，赢在中国的海外选手很难走得更远。”
　　然而，这一次，没能走得更远的却是吴鹰自己，当然，他的出局，并不是因为他“不谙中国市场”，而是他忽视了市场游戏中的另一个关键——如何跟自己的老板搞好关系。

这是我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见到的一篇文章，故事道理讲得融会贯通，又有实际指导价值，比较喜欢，所以转载如下：

　　惠普公司前总裁卡莉·斐奥瑞纳（Carly Fiorina）年少时曾追随父亲去非洲，他的父亲参与过非洲部落的谈判，他的非洲学生有时候会到他们家来做客，与卡莉父亲辩论。
　　这个经历看似无厘头，这对她作为一个经理人的成长有什么帮助呢？斐奥瑞纳在传记中表示：她从父亲和非洲学生的讨论中发现，这些部落很多人都只看重部落利益，无法形成一个顾全大局的，强调国家身份的视角。
惠普这样大的企业，也是成千上万个“部落”组成的。领导者的高明，是把各怀鬼胎的局部利益，整合到这企业的全局上来。经她这样的叙述，一个看似无关的细节，突然变得十分重要起来。我们的职业生涯中，最引人入胜的，未必是我们的头衔和职责，而是一个个这样的故事。
　　戈尔的前撰稿人丹尼尔·平克（Daniel Pink）曾表示：今日的人类和洞穴时代没有什么两样，大家都等着那智者来山洞里，给我们讲故事。当我们找工作的时候，那些招聘的人也是在写字楼的某个“洞穴”里，等着你的讲述。
　　故事是最有效率的讲述方式。以前在一家顾问公司做事的时候，我们常说到个人演讲演示的“电梯原则”：假如你在电梯里遇到你的潜在客户，你要赶在他下电梯前引发他对你、你的业务的兴趣，想象你演示如何一剑封喉，在这几秒钟，一下子把对方吸引住。简历也是一样，猎头顾问Laura Otting说过，猎头筛选简历时间为8秒钟。一般企业招人，收集来的简历堆积如山，招聘负责人看简历的时间可能也同样走马观花。如何让对方一下子对你这个人了解个八九不离十，继而产生兴趣，约你面谈呢？
　　简历所说的故事并非狭义的“很久很久以前，我生于某地”这样的个人传记，而是你怎样通过你的设计，让人看出你的人生轨迹来，以及它与你申请职位之间的联系。
　　前麦肯锡公司沟通专家、管理顾问德蕾莎·伍德兰（Teresa Woodland）曾为诸多管理顾问的简历设计（提交给客户）提供指导。我最近与她谈到了简历的写作时，她说：“不要只写你在某个职位上所作的事，而强调你的影响(impact)是什么。”伍德兰说：“写简历的时候，你必须问自己：你留下了什么传统（What is your legacy）？你的故事是什么（What is your story?）”
　　寻找一个属于你的故事，这就是在你的经历当中，梳理出一个脉络出来，让你的经历不再是一堆零散的连缀，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情节，你是一个发展中的主角。很多人在简历中只是记流水账般，列举自己的职位和工作职责，比如“领导一支三个人的销售队伍”。伍德兰反问：“你领导这三个人都做成了些什么事？”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你带着三个人是一年内销售了一个亿的产品呢，还是打了一年的牌呢？
　　另外一个好办法，就是突出升职、换岗、获奖这些“里程碑”式的事件。如果这些事件串起来，很可能就你这个人说清楚了。但是，一些过于久远的“光辉业绩”，比如你在中学阶段获得获得钢琴比赛第一名，你被当地报纸誉为神童，雇主或许并不关心，即便它是你最值得骄傲的背景之一。
　　教我们讲故事的伍德兰有什么故事呢？她说人们看简历的时候，最为关注的是职业或工作的转换，当你在简历上有这些转换的时候，你得准备好对这些转换作出阐释，使之成为发展，而不是跳跃。我从她的简历上看到，她原来学的是教育，后转入咨询，后开展自己的领导力培训和辅导业务。我很好奇她为何都有这些转换。
　　伍德兰80年代来中国教书的外教之一，先后在齐齐哈尔、秦皇岛、天津的三所大学任教。那时候中国还用布票粮票，外教有钱，但是没有“票”，同样无法去食堂 买饭。她要买面包的话，缺的不是黄油，而是粮票。外事办有时候还找到中国老师问，“大家有没有粮票捐给外教？”
　　不久，这种管治就结束了，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在秦皇岛，她出去买米，第一次和人一起买是五毛钱一斤，第二次她自己买是九毛五一斤，她很生气：怎么，看我是老外，想蒙我呢？后来才发现，这段时间粮食大为涨价了。生活在中国过山车一样的急剧变化时期，伍德兰发现了经济和商业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于是决定进入商业。
　　伍德兰表示，即便你的职业实现了在不同行业里发生了变化，你也要让人看出你跨越不同工作，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能力。比如不管她做什么，是在大学英语系建立一套新课程，是在麦肯锡北京或汉城分公司开创领导力培养、内部沟通等新职能，她都是一个“建立者”（builder）. 她说这一点你对自己的定位要明确，如果她是一个天生的销售者（seller），那么她或许同样进入在华美国企业，或许就应该选择卖可乐，卖巧克力的公司。
　　伍德兰还说，在简历当中，应彰显你背景如何能够综合起来，为你要做的事做预备，如有可能，也要彰显你独特，胜于一般人的一面。

　　
　　作者：南桥，美国马歇尔大学课程设计师

　　作者邮件：berlinf@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