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东西，是超越政治、超越阶级的。
它们柔软，温暖，充满了人情味，
但是，毕竟这个社会坚硬，每个人的机会有限，生命短暂。
于是，我们看到，在成王败寇写成的历史里
这些，终究成为不了“主流”
只能沦为民间的记忆。

一个民族，不会有永恒的分歧

　　《激荡三十年》是吴晓波写的一部记录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书。1月中，它的下册出版。
　　读它，有时候我会激动得浑身哆嗦。

　　我喜欢他的写法：不文人性情地沉迷于所谓“小叙述”。
　　人物的命运轨迹与时代的变迁总是不断交织、推斥，但又难免彼此暗合。人物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剥离的，他终究根植于历史与现实的土壤；
　　在所有中国人历经的这30年中，人的命运被不断打乱甚至错落，而真正让人物自己再次踏上“征途”，步入“康庄大道”的，并不是所谓时代的复苏与扭转，而是人物自身的抗争与坚守。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夸大社会对自己的影响，这也许难免“推脱”的嫌疑，
　　倘若我们换一个思路看待这个问题——
　　或幸福或苦难的年代，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因为，时代是无法选择的，但是人是有选择的。
　　于是，我才渐渐看到了，在同样历经“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30年洗礼之后的中国人，居然各自演绎出了如此之多迥异的人生。
　　于是，我才清晰地发现，或悲或喜之间，或得或失之间，事物本身的“偶然性”缓慢散去，“必然性”日渐凸显。
　　原来，绵延千年的“生不逢时”与“命运不济”，不过是一个天大的借口！

向吴晓波学习——
不激愤，不抱怨，而是如同抽丝剥茧一般的理性思考、拷问与假设。
吴晓波不是一个文人，因为他理想主义，同时也现实。

我把它的序，转贴如下。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
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2006年1月29日，中国春节。写于38000英尺高空，自华盛顿返回上海。

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
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
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
而后才又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

——拜伦：《唐璜》，第一章第一节

一

　　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尔斯泰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上帝赐予了我健康和宁静，我将以前人从没采用过的方式来描写博罗季诺会战。”当时他正在从事《伟大的劳动》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后来更名为传世不朽的《战争与和平》。2004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与妻子邵冰冰的MSN对话中提出写作1978年到2008年中国企业史的想法的，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
　　那个白天的下午。我与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景致优雅的查尔斯河畔有一场座谈，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学术背景，我们的讨论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却又不时地穿梭在美国、日本乃至欧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国家和制度空间里，在对比中互为参照，在论证中相与辩驳。而在这样的沟通中，我深感中国企业研究的薄弱，我们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最巨大的障碍。于是，如何为零碎的中国当代企业史留下一些东西，成为了一个忽然凸现出来的课题。
　　当这个念头突然萌生出来的时候，我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在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工作选择已有很多项，这无疑是最为艰巨而庞杂的。对于我个人的能力而言，这其实又是一项勉为其难的工程，我没有经受过历史学专业的训练，也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虽然多年从事传媒工作的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事实，并在某些时刻亲历现场，虽然我也曾出版过将近10本财经类书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论，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等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
　　但是，毕竟要有人去完成这一项工作。在哈佛大学查尔斯河畔的那个阳光熙和的午后，它如同一个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庞然无声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着我。在那场夹杂着英语与汉语的讨论中，我知道自己已无处可逃，未来四年的劳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认为现在是开始为这项工作做准备的时候了。”我在MSN上热切地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100多年前托尔斯泰写信时的那份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另辟蹊径的自信和即将开始一段充实工作的满足。

二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世景变迁的幅度之大往往让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实在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思议，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3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的话，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在温州地区，我们还找到了一份这样的材料，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死刑。到20世纪80年代末，买空卖空还是一个恶劣名词，茅盾在小说《子夜》里生动描写过的那些商人给人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规定不得超过5万元，否则就算是“违纪”。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20年前的国营和集体企业都是一些可怕的庞然大物，很多大型国有工厂几乎具备一切的社会功能，“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一个工作岗位是很珍贵的，是可以“世袭”的，父亲在退休之后可以马上指定一个自己的子女顶替，企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重要得像“一个更大的家庭”。现在已经是富豪的宗庆后当年就是在乡下“插队落户”，为了回到城里，他恳请在一间区校办工厂上班的母亲提前退休，她把这个岗位让给了儿子，后者骑着三轮车到各个学校的门口卖练习簿和铅笔，筹足了一点钱后他创办了娃哈哈儿童保健品厂，现在它已是中国最大的饮料公司。
　　在刚才，我提到了“一群小人物”，也许没有别的称谓更适合这一群改造历史的人们。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一位温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对我说，“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谁都听得出他这句话中所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绝然，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你却无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出上述这句话。
　　从一开始，我就决定不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了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其实，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借鉴，它应该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
　　我想多写一点人的命运。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1978年，高考恢复，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刚刚打开大门的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便招进了几十个年龄相差超过20岁以上的学生，其中3位是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十多年后，他们三人分别创办了TCL、康佳和创维，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的40%。
　　也是1978年前后，从湖南和四川的监狱里先后走出了两个当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他们一个叫杨曦光，一个叫牟其中，他们入狱是因为他们分别写了一个同题的万言书《中国往何处去》而被打成反革命。在向来崇尚忧国论道的湖南和四川，他们是公认的“地下青年思想家”，是时刻准备用热血去唤醒迷乱中的祖国的大好男儿。这是两个如此相似的男子。杨曦光出狱后就参加了全国高考并一举登榜，3年后他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再两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他后来改名杨小凯，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他用模型、数据和十分尖利的思想在理性层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拷问年轻时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在2004年，皈依基督教的他离开人世。而牟其中则走上了另外一条更惊心动魄的道路，他出狱后当即借了300元，创办了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随后的10年里他通过“罐头换飞机”等手法迅速暴富，竟成为最早的 “中国首富”之一，他的政治热情从来没有丧失过，反而在首富的光环下越来越浓烈，终而他在年过50之际再度入狱，至今还在武汉的监狱中日日读报，有时还写出一两封让人感慨万千的信件来。
　　这样的关于命运的故事将贯穿在整部企业史中。在我看来，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他们其实并不陌生。在任何一个商业国家的财富积累初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群，而且必然会出现这些人。我相信，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在书稿整理的某一个夜晚我甚至突然生出过一个很怪异的感慨：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

三

　　过去20多年里，中国市场上存在着三股力量：国营公司、民营公司、外资公司。在我看来，一部中国企业历史，基本上是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的过程，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
　　在很大程度上，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当市场的大闸被小心翼翼地打开的时候，自由的水流就开始渗透了进来，一切都变得无法逆转，那些自由的水流是那么的弱小，却又是那么的肆意，它随风而行，遇石则弯，集涓为流，轰然成势，它是善于妥协的力量，但任何妥协都必须依照它浩荡前行的规律，它是建设和破坏者的集大成者，当一切旧秩序被溃然推倒的时候，新的天地却也呈现出混乱无度的面貌。20多年来，中国公司一直是在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在体制外壮大，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前提下实现了高速的成长，这种成长特征，决定了中国企业的草莽性和灰色性。
　　我将用相当多的篇幅记录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成长轨迹，它们是一股根本不可能被绕过的势力，在某种程度上，自它们进入中国市场的那一天起，它们便已经是中国企业，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这些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起伏得失本身又是一部很有借鉴价值的教案。在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进入中国的是以松下、索尼、东芝为代表的日本集团，松下幸之助是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国际级企业家，而东芝在中央电视台的“TOSHIBA TOSHIBA，大家的东芝”让人至今难忘，这与当时日本公司在全球的强势是密不可分的。至今，在各项利益密集的领域，外资的力量以及其经理人群体的智慧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及政策的走向。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上存在着它的必然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也许只有进行了全景式的解读后，我们才可能透过奇迹般的光芒，发现历史深处存在着的那些迷雾，譬如，国家在这次企业崛起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为什么伟大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中国企业的超越模式与其他超越型国家的差异在哪里？我们才可能在为经济增长率欣喜的同时，观察到另外一些同等重要却每每被忽视的命题，如社会公平的问题，环境保护的问题，对人的普遍尊重的问题。
　　在这种框架性结构之外，我还尝试论证，在商业史上，并不是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必然的。如果当年联想的倪光南和柳传志没有反目成仇，联想有没有可能就走上另一条更具技术色彩的道路？如果张瑞敏和他的团队早早地成为了海尔集团的资产控制者，也许他就不会让海尔的资本结构如此繁杂，海尔的成长轨迹或许会更透明和清晰一些？如果没有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突然出现，中国政府很可能着力去培育日韩式的财团型大公司，那么，中国公司的成长版图会不会全然改变？
　　如果你认为这些设问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你可能就无法体味到历史的内在戏剧性。
　　我还将在日后的写作中证明，在这个至今充满神怪气质的地方，以下描述已经被一再地证实：任何被视为奇迹的事物，往往都很难延续，因为它来自一个超越了常规的历程，处身其中的人们，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的人们，每每不可能摆脱那些让他们终身难忘的际遇，他们相信那就是命运，他们总希望每次都能红运高照，每次都能侥幸胜出，最后，所有的光荣往往枯萎在自己的光环中。
　　任何貌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都是不可信的，越是无懈可击，往往越值得怀疑。我们从来相信，事物的发展是粗劣的，是有锋芒和缺陷的。当一个商业故事以无比圆滑和生动的姿态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首先必须怀疑，而所有的怀疑，最终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至少是值得的。
　　中国企业界是一个迷信奇迹的商业圈，但是30年的时间已经足以让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超常规所带来的各种效应。真相如水底之漂，迟早会浮出水面。我甚至相信，在企业界是存在“报应”的。

四

　　企业史写作使我开始整体地思考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这是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这过去的30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几乎是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当我感觉疲惫的时候，我常常用沃尔特·李普曼的一段话来勉励自己，这位美国传媒史上最伟大的记者在他的70岁生日宴会上说：“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的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所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一个不简单的职业。我们有权为之感到自豪，我们有权为之感到高兴，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李普曼说得多好—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想我是快乐的。自从2004年的夏天决定这次写作后，我便一直沉浸在调查、整理和创作的忙碌中，它耗去了我生命中精力最旺盛、思维最活跃的一大块时间。一个人要让自己快乐其实是一件不难的事，你只要给自己一个较长时间的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地去接近它，实现它。结果如何，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会非常的单纯和满足。
　　每当月夜，我便孤身闯入历史的迷雾。我的书屋正对着京杭大运河，河水从我窗下流过，向西三公里拐过一个弯，就是运河的起点处—拱宸桥。这一线河水向北蜿蜒，在日升月落间横贯整个华北平原，最后进入北京城，到积水潭、鼓楼一带戛然而至，710年来，世事苍茫，却从来没能阻挡过它的无言流淌。20多年前，杭州段运河清澈可见游鱼，20多年来，楼宇日见林立，水体终而浑浊，现在，当地的政府突然又回过头来搞运河的治理，想要把它开发成夜游江南的一个景点去处。此刻，我正在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窗下正有拉物品的夜航船隆隆地驶过。据说过了今年，这些水泥船因为噪声太大影响两岸居民而不能在运河里夜行了。
　　我的思绪便常常在这种貌似相关实则相去万千的时空中游荡，法国人罗兰·巴特曾经说过一句很妙的话，“我对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以及历史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写作当代史的快感和诡异，便全部在这里了。

我的主要工作是编辑，但这半年我还是做了四次采访，分别是中国化工集团总经理任建新，WTO首位中国大法官张月姣，“理财规划师国家标准”创始人刘彦斌和我下午即将要去上海采访的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先生。
采访不多，但各有体会，现将采访中遇到的问题，总结于下：

采访注意事项：

一边采访一边做笔记，不要依赖录音。
涉及时间、事件、数据、人名、地名以及专有名词和术语的时候，要抓紧记录，没有听清要当场提出，直到确认清楚
在讲到关键问题时，赶紧记住录音笔的时间点，这样回去整理录音比较有针对性
对于采访中重点问到的或者回答到的精彩问题，要抓紧记录在纸上，回去作为重点资料整理
对话要平等，思考要独立，要敢于质疑采访对象，提出疑问。不能跟着对方跑，被对方的一面之辞“征服”，这一点很重要。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双城记》
　　英国文豪狄更斯早在一百年前，用这句话来注解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时，也许没有想过，“最好”与“最坏”，从来没有彼此脱离，它们二者，就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一直如影相随地跟踪着其后的人类历史。
　　而我的疑惑，大概是从上大学开始。那个时候，一些随中国经济腾飞而得以风云叱咤的商界巨子频频出现在学校的讲坛上，他们的耀眼光芒盖过当红演员与偶像歌手；他们的成功与财富，让所有的年轻人趋之若鹜，心荡神驰。
　　然而，我渐渐地发现，他们的成功其实更多地得益于中国历史的大背景和改革开放初期难以避免的阶段性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成功，无非是时代的产物，而不具备普适于当下的规律。于是，当年轻冲动的我们对成功的渴望被无数次地“利诱”，我们的眼前越是光亮，内心却越是茫迷。
　　万科的王石通过对前者不断暗度陈仓似的“股权稀释”，将深圳这家优质的集体所有企业囊为私有，“万科的王石”最终变成了“王石的万科”，诚然他为企业注入了更大的活力，他本身兼具吃第一只螃蟹的勇气，与试水市场经济的智慧甚至冒然，但他的做法，在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效仿和复制；
　　国美的黄光裕，中国最早的一批个体户，他通过对家电卖场渠道的搭建和整合，利用“四个月结算一次货款”，将别人的钱汇成了一条为己所用的庞大现金流，乃至其后的多元化投资，成就了今天的国美，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任建新，早年的甘肃化工机械研究院团委书记，改革开放之初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向单位抵押借款1万元创办了蓝星公司，那时，他便颇有远见地将其注册为一家“集体所有”企业。20年过去了，甘肃的蓝星已经成长为中央国资委其下的“中国化工集团”。而其中，与王石以及更多成功“企业家”不同的是，任建新选择了一条“非主流化”道路——他没有将“公”化“私”，而是越来越“公”，他深知，在中国，要把企业做到“更高一个层次”更需要的是政治，于是，他的“兴业报国”之心令他政经亨通——当初的学院团委书记，如今已是部级干部，而他的蓝星，也从偏远的兰州搬到了北京，从一家“地方游击队”成长为“中央军”。于此，我们难以逾越，我们没有宏大的背景和“远见卓识”。

　　放开这些小的叙述，我们回首大的视野，曾几何时，我们高呼着去解放那些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世界人民，如今变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趋之若鹜地“与国际接轨”。
　　我们唱着《卖花姑娘》的朝鲜兄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身边悄然离去，将自己深深困锁。与此同时，我们身边却多了一个劲歌热舞的韩国小子，他的热情令人心悸。
　　而我们的大陆与台湾，从本来“政党”的不一，已然转变成“国家”的对立。我们的台湾问题，似乎也不再是一厢情愿的“家”事，国际政治的博弈，使得它，成为一个砝码一枚棋子，我们的“家事”已被世界公民看作眼中的“天下事”。

　　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以独有的特色和速度与世界经济保持高度接近和亲密，于是，我们看到了全球化，看到了WTO，看到了“平的世界”。
　　而当我们的经济总量迈向世界第三之时，我们却忽然意识到，我们缺乏一个理性与完善的框架去驾驭。多少年里，我们迷恋数字的增长，却忽略了数字之外道德和法律。
　　而当我们以一个礼仪之邦的身份，从一个千疮百孔的旧中国成长为一个足以影响世界的经济大国时，我们却有点患得患失。市场经济能够让人们不偷懒，但未必能让人们不说谎。我们开始反思，开始重拾那些我们原本拥有，却在赶路途中不小心丢失的东西。

这篇稿子是我几天前写的，由于吴鹰本人就离职一事不想说得太多，所以整篇稿子是根据资料整理外加一些外围采访而成。一方面因为此稿完成时，吴鹰离职的“新鲜度”已经所剩不多；另外，相对于已出的一些相关的报道，此稿也并没有多么不同的东西，所以，未能被采用。现在，放在这里，聊以自慰

　　“怀揣27美元赴美、回国创出亿万身家”。这是当年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它的主人公就是吴鹰。
　　作为UT斯达康的一大创始人，吴鹰凭借着小灵通在中国的突出表现，一度引领着这家上市公司在纳斯达克创造了股票神话：2000年，公司上市不到3天，股价涨幅达278％，公司市值直逼70亿，并连续17个季度实现并超过华尔街对公司的财务预期。2004年3月，UT斯达康入选《财富》杂志全球企业1000强。
　　但UT斯达康的成功并非吴鹰一人之力，在公司发展初期，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陆弘亮从日本软件银行拿来了风险投资，这才让公司得以生存和发展。于是，两人有了分工，吴鹰任副董事长和中国区总裁，负责技术和市场，陆弘亮任董事长，负责财务和融资。不过，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分工，在“谁出钱谁便是老大的”的商业社会里，吴鹰的归宿才有如下的戏剧性。
　　一个月前，远在美国总部的董事会委托公关公司，对外宣布解除他的职务，理由就是——“在公司发展战略上和董事会存在分歧”。而被解职的吴鹰，之前对此却毫不知情。甚至，他得知这一消息的时间，并不比准备采访他的记者更早——“就连分手，都是最后才得到消息。”
　　有记者即刻联系他求证事实，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当记者尝试拨打那部他一直随身携带的小灵通时，却“意外”地接通了。也许，个中滋味只有吴鹰心里最清楚。尽管其一手创造的“小灵通时代”已风光不再，但吴鹰仍然眷念。

绕不开的小灵通

　　今年年初，中国移动旗下的“动感地带”品牌，推出了名为“动听计划”的被叫免费套餐，尽管每个月10元钱就能无限时接听电话算不上真正的“单向收费”，但这对比小灵通每个月25元的月租，则显得实惠了很多。于是，大学生王敏在用完小灵通所剩的余额之后，便把它扔进了抽屉，只用手机了。王敏的同学，也多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而早在2005年前后，随着中国电信、网通有可能拿到3G牌照的预期日显清晰，进入移动通信市场的可能性初见端倪，这两大固网运营商就已经大幅减少对小灵通的投入。这一些的发生摆脱不了小灵通本身的“历史局限性”。
　　吴鹰一直被媒体称为“小灵通之父”。而实际上，“小灵通之父”并不是吴鹰，而是时任浙江余杭邮电局局长的徐福新。1996年，徐福新去日本考察时偶然发现了PHS技术(小灵通)的可用性，并回国迅速搞出了小灵通。他一心想在国内推广小灵通技术，于是频繁接触华为、爱立信等多家国际通信巨头。但由于小灵通技术有着“基站覆盖面和容量小，不适宜高速移动状态下通信”的先天不足，这些通信巨头们在通过充分的调研之后，认定小灵通终究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最终选择了放弃。
　　但吴鹰却发现了小灵通独有的魅力。他意识到，市场最需要的未必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最“合适”的技术，因此，居高不下的手机费用可能会成为小灵通异军突起的契机，于是，他向徐福新买断了该技术，并斥资数千万元将其大力推广，试图来一场豪赌。
　　2000年，中国电信一分为四，分拆后，苦于没有移动牌照的中国电信急需寻找一枚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抗的棋子。于是，吴鹰适时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通过紧凑周密的演说，吴鹰让他们相信，小灵通是固定电话通信的延伸和补充。他给面前的电信老大们描绘了这样一个美好蓝图：小灵通具备的“移动通信”功能尽管不强，但毕竟能帮助他们进入移动通信市场分得一杯羹，他们的合作自然是一拍即合。小灵通技术很快便卖给了两家固网运营商——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很快，小灵通凭借着“接听免费”、“低辐射更健康”等特点，进入高速发展期，用户人数猛增至1800万以上。
　　那些天里，吴鹰无限风光，各种荣誉与邀请纷沓而来，整天飞来飞去，出席各种名人派对、财富论坛。其曝光度和名声已与当红明星毫无二致。
　　但是，正如《小灵通传奇》作者蔺玉红所言，“小灵通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它正处在两个电信垄断企业(中国电信与中国移动)的博弈关口，小灵通的出现和成功，并不是有赖于其技术，而是特殊的机会，等于是“钻了电信体制的一个空子狠捞一笔”。小灵通其“过渡性产品”的使命一旦完成，被市场抛弃的命运在所难免，而从一开始，吴鹰的命运就与之紧紧相连。
　　由于电信和网通的投入减少，以及手机资费降价的挤压，小灵通业务开始急剧萎缩，导致UT斯达康业绩一落千丈。2005年11月，三季度亏损总额高达4亿美元。而吴鹰在董事会，也开始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

多元化，出路还是陷阱

　　早在风光的同时，吴鹰就已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危机。
　　2003年，吴鹰当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授奖时，颁奖嘉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当场刺激了一下吴鹰：“小灵通之后，你靠什么活着？” 吴鹰随即应答：“像我们这样几乎业务额年增长60%，2003年几乎是100%的增长，非常危险。想到这儿，我连睡觉都惊醒。” 技术出身的吴鹰，在压注小灵通的最初，就明白它的致命弱点。
　　此时，UT斯达康的决策层也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从前大把大把的力气都用在小灵通上，满心以为靠小灵通就能吃上很长一阵子。
　　如何摆脱对小灵通的依赖，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成为摆在吴鹰面前最为紧迫的问题。
　　吴鹰首先想到了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他也许心里清楚，小灵通只是一个“披着手机外衣的固定电话”，其产品生命注定短暂。因此，他把目光推向移动通讯发展的必然方向——3G。
　　吴鹰于是四处挖人，不惜投入巨资。摩托罗拉、华为、中兴通讯的一大批3G人才投奔到他的麾下，他还在国内外设立多个3G研发基地，但天不遂人意，国内3G标准迟迟没有公布，3G市场很难正式启动。而且，吴鹰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移动市场内无客户基础，外有华为、中兴、爱立信等强手虎视眈眈，于是，就在3G标准即将出台的前夕，准备了许久的吴鹰选择了放弃。3G部门大幅裁员，一时间，UT斯达康人心浮动。吴鹰为此花费的10多亿人民币，如同打了水漂儿。
　　同时，吴鹰想到的另外一个出路，是近几年风生水起的IPTV，俗称“网络电视”。 “IPTV是一项颠覆性的技术。”大胡子吴鹰曾认真地对外界宣讲这项技术有着多么大的市场潜力，并期望在IPTV项目上复制当年小灵通的成功。据说，吴鹰为此准备了上百亿元的资金。他在国内的杭州、深圳，美国的新泽西和加州设立研发中心，并在杭州建立了生产IPTV设备和产品的基地。2005年UT斯达康在杭州的员工最多时达到5000人之多。吴鹰，准备大干一场。
　　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IPTV这个“香饽饽”，却陷入了电信和广电两大部门的利益纠葛——目前广电系牢牢控制着牌照权，电信商要获准经营必须曲线跟广电系合作。但这两方都试图想占取更多的利益而互不合作，吴鹰的IPTV尽管有着良好的技术，但也如同处在夹板之中，大展不了拳脚。
　　今年4月，UT斯达康派人去杭州等地的IPTV试点考察。据说当时吴鹰有些“反常”。吴鹰一向乐于跟媒体打交道，并且富有激情，但此时的吴鹰却情绪低落。他无奈地表示，尽管跟“上头”达成了协议，但是地方广电并不买账。这使得IPTV至今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至此，吴鹰的多元化之路陷入了泥潭。巨额投入颗粒无收，财报一拖再拖，资本无情，股东需要立竿见影的业绩，而吴鹰却一直坚持自己的“错误”和对市场的判断，这自然招致了美国董事会的强烈不满。

拆分公司，动了谁的奶酪

　　据UT斯达康总部掌握的数据显示，以2005年第2季度为例，UT斯达康在美国市场的收入首次占总销售额达45%，超过中国市场。同期UT斯达康中国区收入大幅减少到原来的1/3。尽管去年吴鹰实现了大幅度的盈利，但这依然就让董事会感到不以为然。由此，吴鹰与董事会之间出现了矛盾。
　　在吴鹰看来，中国仍然是UT斯达康的核心市场，而IPTV则是第二个小灵通。但UT斯达康位于美国的董事会却相信，尽管中国仍是公司的基础，但公司未来的主要市场将移向美国、日本等地。同时，手机终端、宽带业务的风险要远小于IPTV。由于吴鹰始终不能和董事会保持战略上的一致，于是，他提出了拆分公司的构想：分成中国和美国两个公司，中国公司主要负责终端和IPTV。而吴鹰没能找到说服董事会的方法，主张不拆分的成员占了上风，并且达成了共识：维持现有基础，向前发展。
　　一心想要把中国公司拆分出来的吴鹰，想到的也许只是维护自己的多年心血和理想，但是，他却忽略了，如果拆分成功，中国公司将可能拿到小灵通和IPTV的全部，这实际上触及了董事会其他人的根本利益，没有了中国区的盈利，UT斯达康会元气大伤甚至难以为继。
　　终于，到最后还是资本说了算的。当年创办UT斯达康的创业四人团队中，随着吴鹰的离职，现在只剩下陆弘亮一人。不论是新浪的创始人王志东，还是今天的吴鹰，在这个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主流理念的务实市场里，创始人的光环纵然耀眼，理想纵然美好，但一旦和资本相比，还是不得不“甘拜下风”。

好人吴鹰

　　吴鹰离职之后，事情引起了媒体和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其“明星效应”恐怕是千里之外的美国人始料未及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吴鹰一直在媒体里保持着很好的人缘。
　　许多记者都深知，要得到面访大中型企业老板的机会不是一件易事。而吴鹰却是一个例外，只要他在北京，他都会尽可能地接受媒体的采访。如今很多记者都熟悉吴鹰和UT斯达康的故事，这与吴鹰喜欢和媒体打交道有关。吴鹰个性坦率，待人真诚热情，他把记者当朋友一样看待，即便是记者们不分时段的电话骚扰，似乎也从来没有在吴鹰那里得到任何反感。
　　在公司里，吴鹰也几乎没有老总的架子，在公司的食堂里，他总是和员工们挤在一起吃饭；在办公室过道上，吴鹰隔着老远向员工打招呼和微笑，而很多人常常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吴鹰就匆匆而过了。
　　“吴鹰是一个非常人性的管理者，但人性的管理不等于理性的管理，这也许也是UT斯达康走到今天的原因之一”，当年和吴鹰一起在UT斯达康打拼，现已经离开的一位高管如是评价吴鹰。所以，也许可能因为吴鹰的这种好脾气，导致了公司内部疏于严格管理，中级管理人员忙于捞钱，贪污腐败严重，吴鹰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吴鹰和董事会不断升级的战略分歧，也是因为吴鹰的这种“好”。有专家指出：吴鹰与公司董事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企业理念的不同：吴鹰坚持企业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在保证用户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获取企业赢得的利益；而董事会作为资方，不可避免地会坚持股东利益最大化。客观的说，这两种观点没有优劣之分。但过于强调企业的社会价值，而忽略掉企业的利润追求和股东利益的分配要求，确实难以逃避被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扫地出门。
　　《赢在中国》是中央电视台著名的创业竞赛节目，吴鹰在第二次担任其评委时，曾对留学生表示过担忧：“虽然说留学生比外国人了解中国，但是和本地创业者相比，他们并不太了解中国市场。由此，赢在中国的海外选手很难走得更远。”
　　然而，这一次，没能走得更远的却是吴鹰自己，当然，他的出局，并不是因为他“不谙中国市场”，而是他忽视了市场游戏中的另一个关键——如何跟自己的老板搞好关系。

　　舅妈去世了。前天下午六点，父亲在电话里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这么多年来，我似乎已经习惯了从父母口中得知舅妈的种种不幸甚至不觉“意外”，有时候我想，若是世上真有命运，舅妈就是那一个被强悍命运所折磨的人。只是这一次，她毫无征兆地，在亲人不在身边的那一间隙，悄悄地闭上了眼睛，用最决绝的方式离开了我们。

　　舅妈，跟她那个年代的所有农村妇女一样，操劳持家，养儿哺女；舅舅常年在外地跑运输，家里的大小活都压在她一个人肩上。舅妈生性乖僻，有男劳力在家的村妇，总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闲来无事便含沙射影嘲笑她的孤单，无中生有地说她“偷人”。在外奔波劳顿的舅舅，偶尔回到家里，听不得村头屋角的闲言碎语，于是，他用他的拳头在舅妈的身上寻找“清白”。

　　有那么一段时间，村里来了一位“仙姑”，据说治病很灵，村民趋之若鹜，舅妈也跟着去了。不久，舅妈成了仙姑的徒弟，生病不吃药了，经常好几天住在山里，舅舅和表哥表姐们找不到她的人，便满山满山地寻她。好不容易叫回来后，她又跑了。舅舅渐渐放弃不管，我母亲也再懒得骂她。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再见到她，她嘻嘻哈哈的，说那个“仙姑”是个骗子，公安局到处在抓。

　　舅妈养了一儿两女。大儿子也就是我表哥，从小顽劣，读书不进，仅仅一个初中毕业，成年后，家里亲戚四处托关系在城里某机关给他谋了个司机的差事，算是子承父业，但他一直难改心气浮躁，往往干不了几天，便不打招呼走人。好不容易娶妻生子，本以为可让他从此安分，却不料他难抵诱惑，在外生了风流是非，嫂子意欲离去；大姐，当年舅舅家里穷困，将她提前许了人家，可怜人各有命，自嫁入那天起，日子就一直磕磕碰碰，颠沛不断；二姐，生性活泼，赶闯，早年开理发店赚了点小钱，好不容易嫁了个如意郎君，却天有不测，盖新房那天，新郎官爬上屋顶铺瓦，失足落下，摔个下肢粉碎性骨折，从此残疾，失去劳动能力。

　　舅妈和舅舅常年不和，表哥表姐们也极不愿意回家。这几个家庭，各自飘摇，顾及自己都已显单薄无力，亲情在这个时候，往往就妥协于冰冷的现实了。

　　现在回想起来，最后一次见到舅妈，是在今年春节。那天，我没有事先打招呼，直接去了舅妈家，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正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我叫了声舅妈，她回头——她怎么都没有想到我会来看她，她的儿女们都没有登门，我这个外甥却来了。她一把把我紧紧箍在怀里，连连说：“我的豆豆来了！舅妈好想哦！”感受到舅妈的亲热，我鼻子里却是酸的。

　　忽然，她迅速把手松开，退了退，两只手掌不停地往自己的身上使劲地擦，嘴里念叨着：“我刚刚在杀鱼，手上有鱼腥味，我把豆豆的衣服搞脏了，你别怪舅妈啊！你别怪舅妈啊！”

　　走的时候，我给舅妈留了几百元钱，舅妈追着我赶了好远，说我赚钱不容易，她不能要。她追不上我，落在后面，只好远远地站在那里，大力地对我挥挥手。

　　三天前，舅妈说心口有点痛，半生多病的她，并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昨天下午，姨妈的女儿，我的小表姐得知这个消息后，匆忙赶往乡下把她接到城里就医，可怜晚了一步，舅妈在来的途中突犯心肌梗塞，陷入深度昏迷。经过一番抢救后，舅妈逐渐恢复意识。母亲打来电话，问我要不要和舅妈说说话，我顾虑此举会让她情绪激动致使病情加重，于是推辞，让母亲代我向舅妈问好……奈何！我本是出于一番体谅，却未曾想，就是这一句未能说出的问候，使我永远失去了和舅妈的最后一别。

　　今天下午，父亲打来电话，说代我给舅妈送了花圈，我忍不住眼睛湿了。

　　操劳一生的舅妈没有享过一天福，下葬的时候，我想象着千里之外的湖南省桃源县热市镇，鞭炮鸣起漫天的青烟，绕着屋舍和青山久久不愿散去，而我的舅妈，这次是真的走了。

１.
　　取这个标题是我在向老舍先生致敬，他的那本《我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而我这两星期也不太容易。

每天早上，我都不是被我的生物钟和定有闹钟的手机叫醒，而是在我同屋那位银行业明日之星的皮鞋与地板磕碰的“笃笃”声中睁开眼睛。因为他单位有着严格的着装规定，所以他每天清晨都会在家里梳洗半个小时，西装领带、衬衣皮鞋，挺人模狗样的，只是我有一点不解，为什么他每次都不能把穿贼亮的硬底皮鞋这道工序放到最后？这样我就不会天天早上在梦里听见“笃笃”的“敲门声”了。（哈哈，胖子莫生气哦）

这里说句心里话，我对新单位那些同事和领导特别的钦佩。清一色的女将，紧锣密鼓挖空心思地办着一本“面向中年成功男士”的人物杂志，而且还是顶着“国际”这么大一顶让一般小媒体双脚发软的帽子。当我在迟到10分钟的情况下，第一次出现在单位选题会上的时候，我很敏感地感受到了硕多目光投射到我脸皮上的温度。平时多带生猛的我此刻也居然有些腼腆了，陡然间，我觉悟到，在这里我将继续我的“宝二爷”生涯，我将继续是那“万红之中的一点绿”，我将继续是“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领导连敲了几下桌子，“不要走神！不要走神”。旁边一女的埋汰她同事，别那样看人家小男生……片刻，我们领导介绍：“这位就是新来的小毛”——“知道———”，我的天，她们居然是异口同声。

我不知道在我来之前，得到风声的她们私底下是怎么猜测我的，领导又在导向上做了什么宣传，反正直到散会后，一个女孩子忽然问我：“小毛，你英语是专业8级吧？”直愣愣的一句硬是逼得我差点钻到桌子底下去。

后来，也确实证明，这些女兵，各个都不是池中之物……
　

 　　２.

很快，我便知道，新单位每两周才能休息一次，其间的双休日一律加班，我掐指一算，这一个月只能有四天休息啊，而且，休息后的上班的第一天，每人至少交出5个详细的“带思路和步骤”的选题策划，乍一听上去有点像在节假日布置的家庭作业。

晚上六点（我们的工作条例上规定这个是下班时间），可是没有一个人走。七点，还是没有人走，八点，一屋子人没少一个，八点半，晚餐来了，必胜客。大家狼吞虎咽之后，继续工作，十点，陆续有人离开。三个领导还在，我找了个间隙，给领导打了招呼，很快溜回家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公式或者程序，每天都如此重复。起初我很迷惑，这样一群女孩子怎么这么不要命地工作，而且闲暇的时候她们有说有笑，还那么快乐？后来我明白，这就是一种组织文化，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无意间受到感染和影响，而且搞媒体本身就是一个苦累的活。 我从最开始的有点不适，到后来“从众的”参与到加班中来，忙碌得眼圈发黑的日子，苦中有乐的工作，在闲暇的时候，我居然也笑得像她们一样幸福和灿烂了。

另外，一个最实际的便宜就是，我再也用不着自己花钱吃必胜客了。这群女将是必胜客死忠粉丝，跟着她们吃晚上的加班餐，我已经把必胜客吃到想吐了……（我挡！！）

３.
　　单位分给我的工作是“编辑”，我负责一个言论板块和一个涉及异域风情地理人文的栏目，同时还被分到财经组，跟着找选题。这里的“传统”是：采编排校一体，只要是这里的一份子，你就有可能既是编辑又是记者同时也是校对。比如，上星期我报的选题中有三个被通过，由于领导觉得我对其中的一个选题的“研究很透彻”，决定不另找记者去采，而让我亲自操刀，这个选题是什么呢——就是卡巴斯基的创世人卡巴斯基先生访问中国。

关于采访卡巴斯基先生，其中的详情与不易我是感慨颇多，这里可以很坦诚的透露给大家，这次约访我失败了，并且借此我深刻体会了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心酸与不易。

其实我知道卡巴斯基先生要访问中国的确切消息并不晚，我16号的时候就得知他19号要来北京。于是我报了专访他的选题，也很快被批准。但是，后来实践表明，我这里的所谓“不晚”只能是相对于一般信息受众而言，而作为一家媒体，我对于这个消息确认的时间其实相比于同行已经明显“滞后”了。当我跟卡巴斯基（中国）公司的负责人联系的时候，她略带为难的告诉我，卡巴斯基先生此行行程相当紧张，除了很早之前就已经敲定好的媒体采访以外，很难满足我面访的要求，很遗憾。不过，为了表示对我们的谢意和支持，她传了一份卡巴斯基先生中国行的行程安排表给我。我看了看，也将情况如实给主任反映了，领导说，专访不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找境外媒体记者整理出稿。领导都退而求其次了，我心想也就罢了吧！但是，我眼见着行程表上那个“20日，卡巴斯基先生做客腾讯网，独家视频专访”的时候，我心中一股强烈的不服迸发了出来——凭什么你腾讯可以，我不行？！

我当机立断，写了封英文短信附在我的采访提纲封面上，短信的中文意思是：“亲爱的卡巴斯基先生，我是XX报社XX杂志的记者，能够专访到您一直是我的一个梦想，您是否能够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实现它？”并在后面留下了我的英文名与手机号（哈哈，这里插一句：我要特别感谢王珂先生于百忙之中给予我的无私协助，是他帮我把信翻译成了地道的英文）

我给领导留了个便条，拿了几本杂志样刊便直奔718，赶往海淀区那个遥远的“中关村”。此时的我，由于开了一上午的会议，连早上买的早餐都还没有来得及吃，同时由于必须2点之前赶到中关村，时下已正午，中饭是显然没时间吃了，于是，我是揣着那个早上剩下来的鸡蛋灌饼奔上公共汽车的。

拥挤的718上晃晃荡荡，乘客们因为闷热的天气和车内闭塞的空间而显得焦躁不安，我软弱无力的站着，像一只受过惊吓的鸭子，形神狼狈。由于饥饿，我顾不了太多，直把食物往嘴里塞。那个搁置了一上午的鸡蛋灌饼，此时又凉又酸，我啃着啃着，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街景，忽然视觉模糊起来，有点想哭的冲动，但是，忍住了。我当时在心里对自己说：卡巴斯基先生，我必须专访到你！！

４.
　　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了卡巴斯基先生即将到达的会场，30分钟之后，他将在这里举行他的签售活动。长枪高炮的各路媒体记者来了一大群，早已占据了最有利的地势，而我，唯一的“武器”就是手里那份三页的采访提纲和那份异想天开的英文短信，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攒着。

不多久，一阵锣鼓声响起，大厅外鞭炮声声，场内骚动起来，记者们提笔扛枪——卡巴斯基先生来了。

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他，一个中年的俄罗斯人。媒体几乎是一哄而上，这个时候我才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做名人，什么叫做知识就是力量。保安出来解围，费了一些周章，先生终于走上了讲台。我身子板薄，没有挤，觉得那样挤很傻，大家一块抢，谁也抢不到。

场面刚开始还好，到后来突然一下子失控了，本来要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签售活动，主办方未料出现如此情况，于是决定提前终止活动。主持人宣布，由于特殊原因，卡巴斯基先生的签售活动决定提早结束，最后给5分钟。话音刚落，场面更混乱了。排队的人群中有人发生了争执，差点打起来。保安出面制止。

这里我实在不想说什么中国人的劣根性或什么素质低下的问题，因为完全就不是这么回事。作为主办方，搞活动策划应该面面俱到，细致入微，甚至未雨绸缪，搞策划本身就是最体现“细节决定成败”的事情！我当时便想，这队伍本就不该这么排。应该让人群都在大厅外面排队，大厅里面留出来一个“缓冲区”，一来不会让排队的人因为感到“只见目标不见队伍前进”而心生焦急，不想排的人也会“知难而退”，这样人群中不会出现争吵；二来，即便是发生了争吵，那也是在外面，大厅里面的主办方和俄罗斯的卡巴斯基先生看不见，家丑没有外扬，既保住了中国人的面子又维护了和谐社会的美好形象。你说这个主办方，真是应该炒鱿鱼！

5分钟一会儿的事，卡巴斯基先生准备起身。我意识到我必须行动了。

一群媒体在台下拍照，我一个人猛地一下跳上台去，后来我回想，当时会不会有人怀疑我是人肉炸弹或者恐怖分子？呵呵，有点好笑。

一个虎背熊腰的保安过来阻拦，喝斥我：“你干什么的！”

“我XX日报的！！”我不甘示弱。

他一听来头不小，但又恐有假，于是又问：“你的证件！”

我哪有什么证件，新去这家媒体，我连板凳都还没有坐热呢，何来证件！

“没有证件！”

“没有证件？！那你下去！”

“别耽误事情！我给你个电话，你不信你查我去！！”

对方见我如此强硬，一下子就服软了。愣在那里。

我没有时间等他回过神来，一个健步飞到刚刚起身的卡巴斯基先生面前。

他明显感觉到惊愕，说真话，这个时刻，我一点都不感觉到害怕，甚至有些得意。他毫无准备，他不知道这个陡然出现在他面前，拦住他去路的中国男孩是谁，而且要干什么。

我递上了那封英文短信，他很快地看了看，然后抬头对我一笑，我看有戏，马上把我带去的采访提纲和杂志递给他，他点了点头，又对我笑了笑，便转身给了站在他身旁的卡巴斯基大中华区的总裁，一个中国人。总裁拿过去看了看，一边看一边点头，嘴里念念有词，看完他对我说，就是你吗？我说，是，就是我！

他拍了一下我肩膀，轻轻地说：“这样吧，现在卡巴斯基先生正在和我做活动，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访，另外他这次来京行程确实很紧张，我们商量一下，你稍等一会，我会和你联系！”

我只能说我高兴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我得意洋洋了。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几个小时以后，卡巴斯基那边给我打来电话，依旧声称面访确实有困难。

失望与遗憾此时已经在做难免。可是我一点都不觉得委屈，我忽然想笑起来。真的想大声的笑起来——我问心无愧了！

我确实是做到问心无愧了，但是，我难道没有什么值得反思的吗？尽管这一次我没有面访成功，但是为什么别人做到了？腾讯做到了？我觉得有问题——这说明我的“细节”还不够“细”，我的反应还不够“快”！我的工作还不够“到位”！

我一直很警醒地提醒自己——

这个世界上没有做不好的事，只有没有做好的事。

０.
　　前天夜里10点多的时候，当我从电视里得知叶利钦去世的消息，我立马就预料到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肯定又要疯狂的加班了。

这几天的加班过程中，我忽然对我的父母心生莫大的感激，曾经我觉得他们平庸而不完美，曾经我厌烦他们絮絮叨叨，曾经我觉得他们思维僵化不懂变通，曾经我觉得他们忍气吞声不善争取——但是他们遗传给了我最宝贵的财富——对生活的莫大热诚和对工作的全心投入，一种接近于“工作狂”的自我暗示，一颗强大的事业责任心。我想起了小时候父亲调研时的彻夜不眠，母亲为了核实一个小小的账目而“不查清除绝不睡觉的”豪言。我万分感激，我可爱的父母，把这一切留给了我……他们让我——痛，并快乐着！

凌晨，我正扎在一堆稿件之中，忽见MSN上一个小小的图标在那里闪动，原来是我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学弟兼老乡为了应付第二天的考试也在“加班”。

自从去年年底他去了澳洲留学，我们已失去联系半年，而此时他的陡然出现让我倍感亲切。我们彼此随意寒暄，忽然他说：“听说最近你很忙啊！注意身体，加油啊！”

我忽然觉得有点幽默和安慰。幽默的是，一个远在澳大利亚的人都知道我的忙，可见我有多忙？呵呵。而安慰的是，身边有着一些默默关注和彼此帮助的朋友，不然他如何得知我这看似“高调”的忙呢？

我忽然又想到那句“若道中华国果忘，除非湖南人尽死”，于是有了如下对他说的话：

“我觉得咱们湖南人就不能混得窝囊，尤其我们常德的孩子！”

“说的好！”在大洋彼岸的他，振奋的心情随着他的MSN头像一起跳动。

“加油！”

“大家加油！”

是啊！大家一起加油！

　　　　　　　　　　　　　　　　　　　　　　　　　（１）
　　中央提出“建设新农村”号召，其中有很重要的一条，要求在“十一五”期间实现村村通公路。但现实是，地方财政的力量是有限的，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分散到各乡各村的就很少了，于是，要实现这个泽被子孙后代的大工程，自然而然地要动用一些民间的力量。
　　去年年中的某日，我接到父亲的电话：“儿子，老家村里现在要修公路，你作为在外的子孙同时也是党员，必须尽一份力，你至少出500元，我这边先代你出了！”老爸的言词很恳切，我听之诚诚。
　　挂掉父亲的电话，我心里不禁有点恍惚和振奋——不久前，我还是个刚毕业的毛孩子，今天居然也能为家乡出力了？


　　　　　　　　　　　　　　　　　　　　　　　　　（２）
　　春节的时候，我回了湖南老家。过了除夕夜，大年初一全家驱车赶往乡下祭祖。
　　过了澧县下到大堰档镇，再过一条河就是中武乡，继续沿着山湾里的公路走上5公里，就到了我的老家石公村。令我欣喜的是，此次回乡的路途远没有了当初的颠簸与辛苦，从村里延伸出的那条水泥路仿佛一只温柔的手臂，轻轻地搭在乡镇干道的肩膀上，道路两旁的山野尽管由于冬风吹打而略显萧瑟，但仍然掩盖不住丰饶的痕迹和来年春天蓄势待发的盎然生机。这个50多年前，我父亲生于斯长于斯其后又离于斯的地方，承载了他太多的乡情与思念；而30年后，我也在这里出生，度过了我5岁前的大部分启蒙岁月。我的父亲和我，当年都是从这里出发，沿着村前那条曾经坑洼的小路，去往自己的梦想，去往外面的世界，去往更广阔的天地。
　　今天的她，容光焕发，不再满目疮痍，她养育过并托付过的那些大山的孩子们，陆续从天南海北捎来问候与音讯，或者，从他乡的魂系梦绕之中回来，回到她的身边，与之促膝。
　　父亲一直领着我走到村路的尽头。路的尽头是一座新立起来的“功德碑”，上面用正楷体字刻写了上百人的名字，这些都是为修这条村路出过钱出过力的人，并按照由多到少的顺序排列。我认真地看了起来，陡然，一个名字映入我的眼睛，令我格外震惊——那是我的名字，它赫然跃立在名单的第一位——然而，那上面没有我父亲的名字。见我茫然，父亲主动开口了：“我和你母亲商量一共捐了六千元，不过是以你的名义。”说完，父亲轻轻地对我笑了笑。
　　此外，父亲没再多说什么。
　　不需要太多解释，我深知父亲此举的良苦用心和深意。


　　　　　　　　　　　　　　　　　　　　　　　　　（３）
　　记得小时候，家里连买个大件的家电的钱都没有，不懂事的我，总是忍不住去邻居的家里羡慕地摸挲他们的冰箱，而他们也总是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让你爸爸也给你买一个吧！”我一直很不理解为什么别人家里有的东西我们家里很晚才会有，直到上到高中的时候，妈妈才含着眼泪告诉我：“你爸爸把钱都拿来资助老家读不起书的晚辈了！”那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同样同学的家里，他家里的房子那么漂亮，彩电那么大，装修那么好，而同样身为领导干部的爸爸只穿10多块钱的衬衫和20多元的皮鞋。父亲入仕又其后为官这么多年，一直兢兢业业，克己奉公。哪个单位有问题有困难，他就被组织派去哪里，勤恳工作，宽厚待人，身先士卒，他每去一个地方，那里都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甚至生机勃然。但是，他为人刚正耿直，不齿圆滑，为了下属或同事的不公，他敢于向上面的领导争论甚至不惜得罪。他从不跑官也不求人，但为了我这个唯一的儿子向人低过头。父亲的同事和老领导偶有谈到父亲，都是竖起大拇指，赞其才华能力出众，但往往在其之后又会有意无意转折一下，略表遗憾然然。
　　爷爷去世后的那几天，先后从市里到县里来了几百人奔丧，收到了200多个花圈，来的车辆络绎不绝，几乎堵满了那条村道。送葬的时候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乡亲们头一次看见这样大的场面。母亲后来红着眼睛对我说：“我以前老说你爸爸不懂应酬和交际，脑子木讷没出息，但你爷爷去世了，来了这么多人，我明白了，你爸爸的人品是自在人心，他是一个好干部一个好男人。”而这条村路，就是见证者。
　　父亲马上就要退居二线了，不论他这入世的人生是否得志，但我清楚他一定问心无愧。他对我的告诫是“做事先做人。以后不论从政还是从商，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是第一位的”——而他对我的希望，就已经清晰地铭刻在那功德碑上以及我的内心深处。于是，我恍惚中，看见了从自己脚下延伸出的一条通往远方的道路，父亲站在身后拍了拍我的肩膀，会心地嘱咐了一句：“儿子，以后的路靠你自己走了！”


　　　　　　　　　　　　　　　　　　　　　　　　　（４）
　　春节后，我回到了北京，拜访了一个在北京入仕多年的老乡伯伯。他自从年轻时离开湖南老家后回去的时间并不多，但是一直心系家乡的发展。谈话中，我顺便提到了这次老家村里修路的事情，没想到一下子引起了他的共鸣。他说为了给他村里修那条路，自己没少费心血，可是最近传来消息说，老家那边的乡亲为了贪图小利，竟趁施工队不注意，偷他们的水泥和卵石……气得老伯直骂“这些不肖的子孙”。可是骂归骂，老伯的心里虽然痛恨家乡子弟偷建筑队的水泥挖公益的墙根，但也只能是恨铁不成钢。
　　我对老伯说：“这他们确实不应该，可是您多久没回去了，也该回去看看这些晚辈后生了。”
　　老伯喃喃地说了句：“是啊，好久没回去了，也该回去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