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双城记》
　　英国文豪狄更斯早在一百年前，用这句话来注解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时，也许没有想过，“最好”与“最坏”，从来没有彼此脱离，它们二者，就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一直如影相随地跟踪着其后的人类历史。
　　而我的疑惑，大概是从上大学开始。那个时候，一些随中国经济腾飞而得以风云叱咤的商界巨子频频出现在学校的讲坛上，他们的耀眼光芒盖过当红演员与偶像歌手；他们的成功与财富，让所有的年轻人趋之若鹜，心荡神驰。
　　然而，我渐渐地发现，他们的成功其实更多地得益于中国历史的大背景和改革开放初期难以避免的阶段性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成功，无非是时代的产物，而不具备普适于当下的规律。于是，当年轻冲动的我们对成功的渴望被无数次地“利诱”，我们的眼前越是光亮，内心却越是茫迷。
　　万科的王石通过对前者不断暗度陈仓似的“股权稀释”，将深圳这家优质的集体所有企业囊为私有，“万科的王石”最终变成了“王石的万科”，诚然他为企业注入了更大的活力，他本身兼具吃第一只螃蟹的勇气，与试水市场经济的智慧甚至冒然，但他的做法，在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效仿和复制；
　　国美的黄光裕，中国最早的一批个体户，他通过对家电卖场渠道的搭建和整合，利用“四个月结算一次货款”，将别人的钱汇成了一条为己所用的庞大现金流，乃至其后的多元化投资，成就了今天的国美，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任建新，早年的甘肃化工机械研究院团委书记，改革开放之初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向单位抵押借款1万元创办了蓝星公司，那时，他便颇有远见地将其注册为一家“集体所有”企业。20年过去了，甘肃的蓝星已经成长为中央国资委其下的“中国化工集团”。而其中，与王石以及更多成功“企业家”不同的是，任建新选择了一条“非主流化”道路——他没有将“公”化“私”，而是越来越“公”，他深知，在中国，要把企业做到“更高一个层次”更需要的是政治，于是，他的“兴业报国”之心令他政经亨通——当初的学院团委书记，如今已是部级干部，而他的蓝星，也从偏远的兰州搬到了北京，从一家“地方游击队”成长为“中央军”。于此，我们难以逾越，我们没有宏大的背景和“远见卓识”。

　　放开这些小的叙述，我们回首大的视野，曾几何时，我们高呼着去解放那些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世界人民，如今变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趋之若鹜地“与国际接轨”。
　　我们唱着《卖花姑娘》的朝鲜兄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身边悄然离去，将自己深深困锁。与此同时，我们身边却多了一个劲歌热舞的韩国小子，他的热情令人心悸。
　　而我们的大陆与台湾，从本来“政党”的不一，已然转变成“国家”的对立。我们的台湾问题，似乎也不再是一厢情愿的“家”事，国际政治的博弈，使得它，成为一个砝码一枚棋子，我们的“家事”已被世界公民看作眼中的“天下事”。

　　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以独有的特色和速度与世界经济保持高度接近和亲密，于是，我们看到了全球化，看到了WTO，看到了“平的世界”。
　　而当我们的经济总量迈向世界第三之时，我们却忽然意识到，我们缺乏一个理性与完善的框架去驾驭。多少年里，我们迷恋数字的增长，却忽略了数字之外道德和法律。
　　而当我们以一个礼仪之邦的身份，从一个千疮百孔的旧中国成长为一个足以影响世界的经济大国时，我们却有点患得患失。市场经济能够让人们不偷懒，但未必能让人们不说谎。我们开始反思，开始重拾那些我们原本拥有，却在赶路途中不小心丢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