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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东西，是超越政治、超越阶半夜凉初透级的。 它们柔软，温暖，充满了人情味， 但是，毕竟这个社会坚硬，每个人的机会有限，生命短暂。 于是，我们看到，在成王败寇写成的历史里 这些，终究成为不了“主流” 只能沦为民间的记忆。 一个民族，不会有永恒的分歧

　　《激荡三十年》是吴晓波写的一部记录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书。1月中，它的下册出版。 　　读它，有时候我会激动得浑身哆嗦。 　　我喜欢他的写法：不文人性情地沉迷于所谓“小叙述”。 　　人物的命运轨迹与时代的变迁总是不断交织、推斥，但又难免彼此暗合。人物的故事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剥离的，他终究根植于历史与现实的土壤； 　　在所有中国人历经的这30年中，人的命运被不断打乱甚至错落，而真正让人物自己再次踏上“征途”，步入“康庄大道”的，并不是所谓时代的复苏与扭转，而是人物自身的抗争与坚守。 　　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夸大社会对自己的影响，这也许难免“推脱”的嫌疑， 　　倘若我们换一个思路看待这个问题—— 　　或幸福或苦难的年代，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因为，时代是无法选择的，但是人是有选择的。 　　于是，我才渐渐看到了，在同样历经“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30年洗礼之后的中国人，居然各自演绎出了如此之多迥异的人生。 　　于是，我才清晰地发现，或悲或喜之间，或得或失之间，事物本身的“偶然性”缓慢散去，“必然性”日渐凸显。 　　原来，绵延千年的“生不逢时”与“命运不济”，不过是一个天大的借口！ 向吴晓波学习—— 不激愤，不抱怨，而是如同抽丝剥茧一般的理性思考、拷问与假设。 吴晓波不是一个文人，因为他理想主义，同时也现实。 我把它的序，转贴如下。 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 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 ——2006年1月29日，中国春节。写于38000英尺高空，自华盛顿返回上海。 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 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 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 而后才又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 ——拜伦：《唐璜》，第一章第一节 一 　　1867年9月27日，列夫·托尔斯泰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上帝赐予了我健康和宁静，我将以前人从没采用过的方式来描写博佳节又重阳罗季诺会战。”当时他正在从事《伟大的劳动》一书的写作，这本书后来更名为传世不朽的《战争与和平》。2004年7月的某日晚上，我也是在一次与妻子邵冰冰的MSN对话中提出写作1978年到2008年中国企业史的想法的，当时我正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短期访问学者。 　　那个白天的下午。我与哈佛商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景致优雅的查尔斯河畔有一场座谈，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之路。由于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学术背景，我们的讨论以中国公司为主题，却又不时地穿梭在美国、日本乃至欧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国家和制度空间里，在对比中互为参照，在论证中相与辩驳。而在这样的沟通中，我深感中国企业研究的薄弱，我们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库和可采信的数据系统，而且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关于中国公司的所有判断与结论往往建立在一些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性的基础之上，这已经成为国际沟通最巨大的障碍。于是，如何为零碎的中国当代企业史留下一些东西，成为了一个忽然凸现出来的课题。 　　当这个念头突然萌生出来的时候，我连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在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工作选择已有很多项，这无疑是最为艰巨而庞杂的。对于我个人的能力而言，这其实又是一项勉为其难的工程，我没有经受过历史学专业的训练，也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虽然多年从事传媒工作的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事实，并在某些时刻亲历现场，虽然我也曾出版过将近10本财经类书著，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莫道不消魂论，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等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 　　但是，毕竟要有人去完成这一项工作。在哈佛大学查尔斯河畔的那个阳光熙和的午后，它如同一个巨大而沉默的使命凌空而降，庞然无声地站立在我的面前，俯看着我。在那场夹杂着英语与汉语的讨论中，我知道自己已无处可逃，未来四年的劳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认为现在是开始为这项工作做准备的时候了。”我在MSN上热切地这样写道，在这个时刻，我突然能十分真切地感受到100多年前托尔斯泰写信时的那份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另辟蹊径的自信和即将开始一段充实工作的满足。 二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近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世景变迁的幅度之大往往让人恍若隔世。有很多事实在今天看来竟是如此的荒谬和不可思议，在1983年之前，政府明令不允许私人买汽车跑运输，一个今天已经消失的经济犯罪名词—“投机倒把”在当时是一个很严重的罪名。在江浙一带，你如果骑着自行车从这个村到另外一个村，而后座的筐里装了3只以上的鸡鸭，如被发现的话，就算是投机倒把，要被抓去批斗，甚至坐牢。在温州地区，我们还找到了一份这样的材料，一位妇人因为投机倒把而被判处死刑。到20世纪80年代末，买空卖空还是一个恶劣名词，茅盾在小说《子夜》里生动描写过的那些商人给人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到1992年前后，商业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还规定不得超过5万元，否则就算是“违纪”。 　　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很多城市，到民营工厂上班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而自己开一个小铺子做一点小生意，就会被蔑称为“个体户”，也就是一个“没有组织的人”，一个不受保护的体制外的流浪汉。这个社会印象一直要到“万元户”这个名词出现之后，由蔑视到暗暗的羡慕，再到全社会的无度的称颂。20年前的国营和集体企业都是一些可怕的庞然大物，很多大型国有工厂几乎具备一切的社会功能，“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一个工作岗位是很珍贵的，是可以“世袭”的，父亲在退休之后可以马上指定一个自己的子女顶替，企业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重要得像“一个更大的家庭”。现在已经是富豪的宗庆后当年就是在乡下“插队落户”，为了回到城里，他恳请在一间区校办工厂上班的母亲提前退休，她把这个岗位让给了儿子，后者骑着三轮车到各个学校的门口卖练习簿和铅笔，筹足了一点钱后他创办了娃哈哈儿童保健品厂，现在它已是中国最大的饮料公司。 　　在刚才，我提到了“一群小人物”，也许没有别的称谓更适合这一群改造历史的人们。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将在历史上扮演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一位温州小官吏曾慨然地对我说，“很多时候，改革是从违规开始的。”谁都听得出他这句话中所挥散着的清醒、无奈和绝然，你可以反驳他，打击他，蔑视他，但你却无法让他停止，因为，他几乎是在代替历史一字一句地讲出上述这句话。 　　从一开始，我就决定不用传统的教科书或历史书的方式来写作这部著作，我不想用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淹没了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激情、喜悦、呐喊、苦恼和悲愤。其实，历史本来就应该是对人自身的描述，司马迁的《史记》在这方面是最好的借鉴，它应该是可以触摸的，是可以被感知的，它充满了血肉、运动和偶然性。 　　我想多写一点人的命运。我真的找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例子。 　　1978年，高半夜凉初透考恢复，上百万青年如过江之鲫般地涌向刚刚打开大门的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无线电专业便招进了几十个年龄相差超过20岁以上的学生，其中3位是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十多年后，他们三人分别创办了TCL、康佳和创维，极盛之时这三家公司的彩电产量之和占全国总产量的40%。 　　也是1978年前后，从湖南和四川的监狱里先后走出了两个当地口音很重的男人，他们一个叫杨曦光，一个叫牟其中，他们入狱是因为他们分别写了一个同题的万言书《中国往何处去》而被打成反革莫道不消魂命。在向来崇尚忧国论道的湖南和四川，他们是公认的“地下青年思想家”，是时刻准备用热血去唤醒迷乱中的祖国的大好男儿。这是两个如此相似的男子。杨曦光出狱后就参加了全国高半夜凉初透考并一举登榜，3年后他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再两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他后来改名杨小凯，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他用模型、数据和十分尖利的思想在理性层面上一次又一次地拷问年轻时提出过的那个问题，在2004年，皈依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的他离开人世。而牟其中则走上了另外一条更惊心动魄的道路，他出狱后当即借了300元，创办了一家小小的贸易公司，随后的10年里他通过“罐头换飞机”等手法迅速暴富，竟成为最早的 “中国首富”之一，他的政治热情从来没有丧失过，反而在首富的光环下越来越浓烈，终而他在年过50之际再度入狱，至今还在武汉的监狱中日日读报，有时还写出一两封让人感慨万千的信件来。 　　这样的关于命运的故事将贯穿在整部企业史中。在我看来，企业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企业家创造历史的过程。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魅力，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在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商业圈出没着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 　　他们其实并不陌生。在任何一个商业国家的财富积累初期都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人群，而且必然会出现这些人。我相信，财富会改造一个人，如同繁荣会改变一个民族一样。在书稿整理的某一个夜晚我甚至突然生出过一个很怪异的感慨：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 … Continue reading →

我的主要工作是编辑，但这半年我还是做了四次采访，分别是中国化工集团总经理任建新，WTO首位中国大法官张月姣，“理财规划师国家标准”创始人刘彦斌和我下午即将要去上海采访的春秋航空董事长王正华先生。 采访不多，但各有体会，现将采访中遇到的问题，总结于下： 采访注意事项： 一边采访一边做笔记，不要依赖录音。 涉及时间、事件、数据、人名、地名以及专有名词和术语的时候，要抓紧记录，没有听清要当场提出，直到确认清楚 在讲到关键问题时，赶紧记住录音笔的时间点，这样回去整理录音比较有针对性 对于采访中重点问到的或者回答到的精彩问题，要抓紧记录在纸上，回去作为重点资料整理 对话要平等，思考要独立，要敢于质疑采访对象，提出疑问。不能跟着对方跑，被对方的一面之辞“征服”，这一点很重要。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双城记》 　　英国文豪狄更斯早在一百年前，用这句话来注解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时，也许没有想过，“最好”与“最坏”，从来没有彼此脱离，它们二者，就如同一对孪生兄弟，一直如影相随地跟踪着其后的人类历史。 　　而我的疑惑，大概是从上大学开始。那个时候，一些随中国经济腾飞而得以风云叱咤的商界巨子频频出现在学校的讲坛上，他们的耀眼光芒盖过当红演员与偶像歌手；他们的成功与财富，让所有的年轻人趋之若鹜，心荡神驰。 　　然而，我渐渐地发现，他们的成功其实更多地得益于中国历史的大背景和改革开放初期难以避免的阶段性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成功，无非是时代的产物，而不具备普适于当下的规律。于是，当年轻冲动的我们对成功的渴望被无数次地“利诱”，我们的眼前越是光亮，内心却越是茫迷。 　　万科的王石通过对前者不断暗度陈仓似的“股权稀释”，将深圳这家优质的集体所有企业囊为私有，“万科的王石”最终变成了“王石的万科”，诚然他为企业注入了更大的活力，他本身兼具吃第一只螃蟹的勇气，与试水市场经济的智慧甚至冒然，但他的做法，在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效仿和复制； 　　国美的黄光裕，中国最早的一批个体户，他通过对家电卖场渠道的搭建和整合，利用“四个月结算一次货款”，将别人的钱汇成了一条为己所用的庞大现金流，乃至其后的多元化投资，成就了今天的国美，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任建新，早年的甘肃化工机械研究院团委帘卷西风书记，改革开放之初按耐不住内心的冲动，向单位抵押借款1万元创办了蓝星公司，那时，他便颇有远见地将其注册为一家“集体所有”企业。20年过去了，甘肃的蓝星已经成长为中央国资委其下的“中国化工集团”。而其中，与王石以及更多成功“企业家”不同的是，任建新选择了一条“非主流化”道路——他没有将“公”化“私”，而是越来越“公”，他深知，在中国，要把企业做到“更高一个层次”更需要的是政治，于是，他的“兴业报国”之心令他政经亨通——当初的学院团委帘卷西风书记，如今已是部级干部，而他的蓝星，也从偏远的兰州搬到了北京，从一家“地方游击队”成长为“中央军”。于此，我们难以逾越，我们没有宏大的背景和“远见卓识”。 　　放开这些小的叙述，我们回首大的视野，曾几何时，我们高呼着去解放那些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世界人民，如今变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趋之若鹜地“与国际接轨”。 　　我们唱着《卖花姑娘》的朝鲜兄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身边悄然离去，将自己深深困锁。与此同时，我们身边却多了一个劲歌热舞的韩国小子，他的热情令人心悸。 　　而我们的大陆与台湾，从本来“政党”的不一，已然转变成“国家”的对立。我们的台湾问题，似乎也不再是一厢情愿的“家”事，国际政治的博弈，使得它，成为一个砝码一枚棋子，我们的“家事”已被世界公民看作眼中的“天下事”。 　　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正在以独有的特色和速度与世界经济保持高度接近和亲密，于是，我们看到了全球化，看到了WTO，看到了“平的世界”。 　　而当我们的经济总量迈向世界第三之时，我们却忽然意识到，我们缺乏一个理性与完善的框架去驾驭。多少年里，我们迷恋数字的增长，却忽略了数字之外道德和法律。 　　而当我们以一个礼仪之邦的身份，从一个千疮百孔的旧中国成长为一个足以影响世界的经济大国时，我们却有点患得患失。市场经济能够让人们不偷懒，但未必能让人们不说谎。我们开始反思，开始重拾那些我们原本拥有，却在赶路途中不小心丢失的东西。

　　在关注《华尔街日报》一段时间后，发现这份以财经资讯的权威性和立场的独立性傲视同仁的报纸有一个有意思的特点——他们在专访任何一个商界领袖或是创业成功典型的时候，都会问完全相似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下： 　　1. 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你从中学到了获得了什么？ 　　2. 给你提供最好商业建议的是谁？建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3. 工作中，你面临过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4. 你对准备要从事你这个行业的人有什么建议的？ 　　5. 你认为合格的员工是怎样的？ 　　或许不应该说是有趣吧，对于采访一个财经人物来说，这5个问题应该是最基本的，怎么都不能放过的。因为它们涵盖了事业发展的大体脉络，同时又能挖掘出细节和典型。 　　如果说有意思，那真正有意思的也在这里——所有的问题如此相似，而回答却截然不同。好比每个人都从最基本的相同的问题开始去思考和面对世界，但是所采取的方式和行走的路线是迥异的。所以，最终取得的“成功”只能说明成功是一种状态，是条条大路所通向的罗马；所以，每个人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期待的不仅是不同，而应该是更加精彩。

这篇稿子是我几天前写的，由于吴鹰本人就离职一事不想说得太多，所以整篇稿子是根据资料整理外加一些外围采访而成。一方面因为此稿完成时，吴鹰离职的“新鲜度”已经所剩不多；另外，相对于已出的一些相关的报道，此稿也并没有多么不同的东西，所以，未能被采用。现在，放在这里，聊以自有暗香盈袖慰 　　“怀揣27美元赴美、回国创出亿万身家”。这是当年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它的主人公就是吴鹰。 　　作为UT斯达康的一大创始人，吴鹰凭借着小灵通在中国的突出表现，一度引领着这家上市公司在纳斯达克创造了股票神话：2000年，公司上市不到3天，股价涨幅达278％，公司市值直逼70亿，并连续17个季度实现并超过华尔街对公司的财务预期。2004年3月，UT斯达康入选《财富》杂志全球企业1000强。 　　但UT斯达康的成功并非吴鹰一人之力，在公司发展初期，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陆弘亮从日本软件银行拿来了风险投资，这才让公司得以生存和发展。于是，两人有了分工，吴鹰任副董事长和中国区总裁，负责技术和市场，陆弘亮任董事长，负责财务和融资。不过，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分工，在“谁出钱谁便是老大的”的商业社会里，吴鹰的归宿才有如下的戏剧性。 　　一个月前，远在美国总部的董事会委托公关公司，对外宣布解除他的职务，理由就是——“在公司发展战略上和董事会存在分歧”。而被解职的吴鹰，之前对此却毫不知情。甚至，他得知这一消息的时间，并不比准备采访他的记者更早——“就连分手，都是最后才得到消息。” 　　有记者即刻联系他求证事实，他的手机一直关机，当记者尝试拨打那部他一直随身携带的小灵通时，却“意外”地接通了。也许，个中滋味只有吴鹰心里最清楚。尽管其一手创造的“小灵通时代”已风光不再，但吴鹰仍然眷念。 绕不开的小灵通 　　今年年初，中国移动旗下的“动感地带”品牌，推出了名为“动听计划”的被叫免费套餐，尽管每个月10元钱就能无限时接听电话算不上真正的“单向收费”，但这对比小灵通每个月25元的月租，则显得实惠了很多。于是，大学生王敏在用完小灵通所剩的余额之后，便把它扔进了抽屉，只用手机了。王敏的同学，也多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而早在2005年前后，随着中国电信、网通有可能拿到3G牌照的预期日显清晰，进入移动通信市场的可能性初见端倪，这两大固网运营商就已经大幅减少对小灵通的投入。这一些的发生摆脱不了小灵通本身的“历史局限性”。 　　吴鹰一直被媒体称为“小灵通之父”。而实际上，“小灵通之父”并不是吴鹰，而是时任浙江余杭邮电局局帘卷西风长的徐福新。1996年，徐福新去日本考察时偶然发现了PHS技术(小灵通)的可用性，并回国迅速搞出了小灵通。他一心想在国内推广小灵通技术，于是频繁接触华为、爱立信等多家国际通信巨头。但由于小灵通技术有着“基站覆盖面和容量小，不适宜高速移动状态下通信”的先天不足，这些通信巨头们在通过充分的调研之后，认定小灵通终究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最终选择了放弃。 　　但吴鹰却发现了小灵通独有的魅力。他意识到，市场最需要的未必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最“合适”的技术，因此，居高不下的手机费用可能会成为小灵通异军突起的契机，于是，他向徐福新买断了该技术，并斥资数千万元将其大力推广，试图来一场豪赌。 　　2000年，中国电信一分为四，分拆后，苦于没有移动牌照的中国电信急需寻找一枚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抗的棋子。于是，吴鹰适时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通过紧凑周密的演说，吴鹰让他们相信，小灵通是固定电话通信的延伸和补充。他给面前的电信老大们描绘了这样一个美好蓝图：小灵通具备的“移动通信”功能尽管不强，但毕竟能帮助他们进入移动通信市场分得一杯羹，他们的合作自然是一拍即合。小灵通技术很快便卖给了两家固网运营商——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很快，小灵通凭借着“接听免费”、“低辐射更健康”等特点，进入高速发展期，用户人数猛增至1800万以上。 　　那些天里，吴鹰无限风光，各种荣誉与邀请纷沓而来，整天飞来飞去，出席各种名人派对、财富论坛。其曝光度和名声已与当红明星毫无二致。 　　但是，正如《小灵通传奇》作者蔺玉红所言，“小灵通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因为它正处在两个电信垄断企业(中国电信与中国移动)的博弈关口，小灵通的出现和成功，并不是有赖于其技术，而是特殊的机会，等于是“钻了电信体制的一个空子狠捞一笔”。小灵通其“过渡性产品”的使命一旦完成，被市场抛弃的命运在所难免，而从一开始，吴鹰的命运就与之紧紧相连。 　　由于电信和网通的投入减少，以及手机资费降价的挤压，小灵通业务开始急剧萎缩，导致UT斯达康业绩一落千丈。2005年11月，三季度亏损总额高达4亿美元。而吴鹰在董事会，也开始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 多元化，出路还是陷阱 　　早在风光的同时，吴鹰就已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危机。 　　2003年，吴鹰当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授奖时，颁奖嘉宾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当场刺激了一下吴鹰：“小灵通之后，你靠什么活着？” 吴鹰随即应答：“像我们这样几乎业务额年增长60%，2003年几乎是100%的增长，非常危险。想到这儿，我连睡觉都惊醒。” 技术出身的吴鹰，在压注小灵通的最初，就明白它的致命弱点。 　　此时，UT斯达康的决策层也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从前大把大把的力气都用在小灵通上，满心以为靠小灵通就能吃上很长一阵子。 　　如何摆脱对小灵通的依赖，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成为摆在吴鹰面前最为紧迫的问题。 　　吴鹰首先想到了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他也许心里清楚，小灵通只是一个“披着手机外衣的固定电话”，其产品生命注定短暂。因此，他把目光推向移动通讯发展的必然方向——3G。 　　吴鹰于是四处挖人，不惜投入巨资。摩托罗拉、华为、中兴通讯的一大批3G人才投奔到他的麾下，他还在国内外设立多个3G研发基地，但天不遂人意，国内3G标准迟迟没有公布，3G市场很难正式启动。而且，吴鹰也逐渐意识到，自己在移动市场内无客户基础，外有华为、中兴、爱立信等强手虎视眈眈，于是，就在3G标准即将出台的前夕，准备了许久的吴鹰选择了放弃。3G部门大幅裁员，一时间，UT斯达康人心浮动。吴鹰为此花费的10多亿人民币，如同打了水漂儿。 　　同时，吴鹰想到的另外一个出路，是近几年风生水起的IPTV，俗称“网络电视”。 “IPTV是一项 ** 性的技术。”大胡子吴鹰曾认真地对外界宣讲这项技术有着多么大的市场潜力，并期望在IPTV项目上复制当年小灵通的成功。据说，吴鹰为此准备了上百亿元的资金。他在国内的杭州、深圳，美国的新泽西和加州设立研发中心，并在杭州建立了生产IPTV设备和产品的基地。2005年UT斯达康在杭州的员工最多时达到5000人之多。吴鹰，准备大干一场。 　　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IPTV这个“香饽饽”，却陷入了电信和广电两大部门的利益纠葛——目前广电系牢牢控制着牌照权，电信商要获准经营必须曲线跟广电系合作。但这两方都试图想占取更多的利益而互不合作，吴鹰的IPTV尽管有着良好的技术，但也如同处在夹板之中，大展不了拳脚。 　　今年4月，UT斯达康派人去杭州等地的IPTV试点考察。据说当时吴鹰有些“反常”。吴鹰一向乐于跟媒体打交道，并且富有激情，但此时的吴鹰却情绪低落。他无奈地表示，尽管跟“上头”达成了协议，但是地方广电并不买账。这使得IPTV至今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至此，吴鹰的多元化之路陷入了泥潭。巨额投入颗粒无收，财报一拖再拖，资本无情，股东需要立竿见影的业绩，而吴鹰却一直坚持自己的“错误”和对市场的判断，这自然招致了美国董事会的强烈不满。 拆分公司，动了谁的奶酪 　　据UT斯达康总部掌握的数据显示，以2005年第2季度为例，UT斯达康在美国市场的收入首次占总销售额达45%，超过中国市场。同期UT斯达康中国区收入大幅减少到原来的1/3。尽管去年吴鹰实现了大幅度的盈利，但这依然就让董事会感到不以为然。由此，吴鹰与董事会之间出现了矛盾。 　　在吴鹰看来，中国仍然是UT斯达康的核心市场，而IPTV则是第二个小灵通。但UT斯达康位于美国的董事会却相信，尽管中国仍是公司的基础，但公司未来的主要市场将移向美国、日本等地。同时，手机终端、宽带业务的风险要远小于IPTV。由于吴鹰始终不能和董事会保持战略上的一致，于是，他提出了拆分公司的构想：分成中国和美国两个公司，中国公司主要负责终端和IPTV。而吴鹰没能找到说服董事会的方法，主张不拆分的成员占了上风，并且达成了共识：维持现有基础，向前发展。 　　一心想要把中国公司拆分出来的吴鹰，想到的也许只是维护自己的多年心血和理想，但是，他却忽略了，如果拆分成功，中国公司将可能拿到小灵通和IPTV的全部，这实际上触及了董事会其他人的根本利益，没有了中国区的盈利，UT斯达康会元气大伤甚至难以为继。 　　终于，到最后还是资本说了算的。当年创办UT斯达康的创业四人团队中，随着吴鹰的离职，现在只剩下陆弘亮一人。不论是新浪的创始人王志东，还是今天的吴鹰，在这个以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主流理念的务实市场里，创始人的光环纵然耀眼，理想纵然美好，但一旦和资本相比，还是不得不“甘拜下风”。 好人吴鹰 　　吴鹰离职之后，事情引起了媒体和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其“明星效应”恐怕是千里之外的美国人始料未及的。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吴鹰一直在媒体里保持着很好的人缘。 　　许多记者都深知，要得到面访大中型企业老板的机会不是一件易事。而吴鹰却是一个例外，只要他在北京，他都会尽可能地接受媒体的采访。如今很多记者都熟悉吴鹰和UT斯达康的故事，这与吴鹰喜欢和媒体打交道有关。吴鹰个性坦率，待人真诚热情，他把记者当朋友一样看待，即便是记者们不分时段的电话骚扰，似乎也从来没有在吴鹰那里得到任何反感。 　　在公司里，吴鹰也几乎没有老总的架子，在公司的食堂里，他总是和员工们挤在一起吃饭；在办公室过道上，吴鹰隔着老远向员工打招呼和微笑，而很多人常常是还没有反应过来吴鹰就匆匆而过了。 　　“吴鹰是一个非常人性的管理者，但人性的管理不等于理性的管理，这也许也是UT斯达康走到今天的原因之一”，当年和吴鹰一起在UT斯达康打拼，现已经离开的一位高管如是评价吴鹰。所以，也许可能因为吴鹰的这种好脾气，导致了公司内部疏于严格管理，中级管理人员忙于捞钱，贪有暗香盈袖污腐佳节又重阳败严重，吴鹰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吴鹰和董事会不断升级的战略分歧，也是因为吴鹰的这种“好”。有专家指出：吴鹰与公司董事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企业理念的不同：吴鹰坚持企业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在保证用户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获取企业赢得的利益；而董事会作为资方，不可避免地会坚持股东利益最大化。客观的说，这两种观点没有优劣之分。但过于强调企业的社会价值，而忽略掉企业的利润追求和股东利益的分配要求，确实难以逃避被代表股东利益的董事会扫地出门。 … Continue reading →

　　当初，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是我这些年没有留意过的。 　　同学和老师的形象，并不像我们传统认识中的那么“友爱和高大”，其实他们有很自私和冷漠的一面。教室里，往往都是书声琅琅的，但是，我的那些小学同学，对易江辍学的“关心”其实仅仅只是出于“好奇”而已，而我当初去他家里，将他接回学校的举动，也多半有点在老师面前“邀功”的用意，我也是自私的。 　　老师因为怕不吉利，所以不去火葬场送易江最后一程。 　　而我的母亲，我至今都没有搞明白，究竟是一股什么样的力量，让她在“营救”易江的那一幕，表现出了堪称“大无畏”的精神。 　　唯独剩下一个易江，黑瘦和渺小，小得在他夭折之后经不住旁人的遗忘。 　　但是，他成了我心里一个小小的调皮的影子，我之所以时常看见，是因为我偶然发现了，一些不起眼的东西，反而有人性的辉光。

　　舅妈去世有几天了。 　　昨天，我不禁在大脑里重观了我记忆中有关舅妈的一切。我忽然发现，如果舅妈所谓的贫穷和愚昧，是那个年代所无法避免的，那子女的不肖，和那个本可以提前救治的“心肌梗塞”，是不是也应该无可厚非呢？我无法说服我自己！ 　　不久前，我看了龙应台写给她儿子安德烈的一封信，题为《给河马刷牙》。信中，作为母亲的龙应台不断告诫和鼓励不自信甚至有点自暴自弃的儿子，因为，她的儿子安德烈感觉自己很平庸，自觉不可能像她母亲那样成为知名教授和作家，也不会成为她母亲的朋友那样的社会名流。 　　龙应台对安德烈说，他们当年生活的年代虽然贫穷，两脚站在狭窄的泥土上，眼睛却能望向开阔的天空，觉得未来天大地大，什么都可能。后来也真的是，魔术一般，眼睁睁看着贫农的儿子做了总统；渔民的女儿，成了名医；面摊小贩的儿子，做了国际律师；码头工人的女儿，变成大学教授；蕉农的儿子，变成领先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家。并非没有人颠沛失意，但他们真的是“灰姑娘”一代人；在他们的时代里，他们亲眼目睹南瓜变成金色的马车，辚辚开走，发出真实的声音。不少教授、议员、作家、总编辑、律师医师、企业家科学家出版家，在社会上看起来仿佛头角峥嵘，虎虎生风。可是，很多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藏着一小片泥土和部落──他们土里土气的、卑微朴素的原乡。表面上也许张牙舞爪，心里其实深深呵护着一个青涩而脆弱的起点。 　　我的舅妈，最终没能看见“南瓜变成金色的马车，辚辚开走”；她的儿女，我的表哥表姐们，也未能成为“头角峥嵘”的人，然而，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吗？ 　　我觉得不是。如果命运是一条河流，那人们就应该做一只速度更快的扁舟。人世间或许有太多无力去更改的东西，但是有些东西，却从来不需要改变。

　　舅妈去世了。前天下午六点，父亲在电话里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这么多年来，我似乎已经习惯了从父母口中得知舅妈的种种不幸甚至不觉“意外”，有时候我想，若是世上真有命运，舅妈就是那一个被强悍命运所折磨的人。只是这一次，她毫无征兆地，在亲人不在身边的那一间隙，悄悄地闭上了眼睛，用最决绝的方式离开了我们。 　　舅妈，跟她那个年代的所有农村妇女一样，操劳持家，养儿哺女；舅舅常年在外地跑运输，家里的大小活都压在她一个人肩上。舅妈生性乖僻，有男劳力在家的村妇，总是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闲来无事便含沙射影嘲笑她的孤单，无中生有地说她“偷人”。在外奔波劳顿的舅舅，偶尔回到家里，听不得村头屋角的闲言碎语，于是，他用他的拳头在舅妈的身上寻找“清白”。 　　有那么一段时间，村里来了一位“仙姑”，据说治病很灵，村民趋之若鹜，舅妈也跟着去了。不久，舅妈成了仙姑的徒弟，生病不吃药了，经常好几天住在山里，舅舅和表哥表姐们找不到她的人，便满山满山地寻她。好不容易叫回来后，她又跑了。舅舅渐渐放弃不管，我母亲也再懒得骂她。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再见到她，她嘻嘻哈哈的，说那个“仙姑”是个骗子，公半夜凉初透安局到处在抓。 　　舅妈养了一儿两女。大儿子也就是我表哥，从小顽劣，读书不进，仅仅一个初中毕业，成年后，家里亲戚四处托关系在城里某机关给他谋了个司机的差事，算是子承父业，但他一直难改心气浮躁，往往干不了几天，便不打招呼走人。好不容易娶妻生子，本以为可让他从此安分，却不料他难抵诱惑，在外生了风流是非，嫂子意欲离去；大姐，当年舅舅家里穷困，将她提前许了人家，可怜人各有命，自嫁入那天起，日子就一直磕磕碰碰，颠沛不断；二姐，生性活泼，赶闯，早年开理发店赚了点小钱，好不容易嫁了个如意郎君，却天有不测，盖新房那天，新郎官爬上屋顶铺瓦，失足落下，摔个下肢粉碎性骨折，从此残疾，失去劳动能力。 　　舅妈和舅舅常年不和，表哥表姐们也极不愿意回家。这几个家庭，各自飘摇，顾及自己都已显单薄无力，亲情在这个时候，往往就妥协于冰冷的现实了。 　　现在回想起来，最后一次见到舅妈，是在今年春节。那天，我没有事先打招呼，直接去了舅妈家，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正一个人在厨房里忙碌，我叫了声舅妈，她回头——她怎么都没有想到我会来看她，她的儿女们都没有登门，我这个外甥却来了。她一把把我紧紧箍在怀里，连连说：“我的豆豆来了！舅妈好想哦！”感受到舅妈的亲热，我鼻子里却是酸的。 　　忽然，她迅速把手松开，退了退，两只手掌不停地往自己的身上使劲地擦，嘴里念叨着：“我刚刚在杀鱼，手上有鱼腥味，我把豆豆的衣服搞脏了，你别怪舅妈啊！你别怪舅妈啊！” 　　走的时候，我给舅妈留了几百元钱，舅妈追着我赶了好远，说我赚钱不容易，她不能要。她追不上我，落在后面，只好远远地站在那里，大力地对我挥挥手。 　　三天前，舅妈说心口有点痛，半生多病的她，并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昨天下午，姨妈的女儿，我的小表姐得知这个消息后，匆忙赶往乡下把她接到城里就医，可怜晚了一步，舅妈在来的途中突犯心肌梗塞，陷入深度昏迷。经过一番抢救后，舅妈逐渐恢复意识。母亲打来电话，问我要不要和舅妈说说话，我顾虑此举会让她情绪激动致使病情加重，于是推辞，让母亲代我向舅妈问好……奈何！我本是出于一番体谅，却未曾想，就是这一句未能说出的问候，使我永远失去了和舅妈的最后一别。 　　今天下午，父亲打来电话，说代我给舅妈送了花圈，我忍不住眼睛湿了。 　　操劳一生的舅妈没有享过一天福，下葬的时候，我想象着千里之外的湖南省桃源县热市镇，鞭炮鸣起漫天的青烟，绕着屋舍和青山久久不愿散去，而我的舅妈，这次是真的走了。

　　小王走了。三天前，她在楼道里，顶了她领佳节又重阳导的嘴，“大不了我不干了！” 　　没有我的提起，大家都没有意识到小王走了。因为小王是一个女保洁员，在我们日常忙碌的工作中，在一旁静静打扫卫生，默默无闻的她，就像不存在一样。同事们同样不记得，三天前，小王对她领佳节又重阳导的那一次顶撞。 　　小王的脸有点黄，不像那些和她同样来自农村的孩子，脸是红通通的；但是她的眼睛很漂亮，乌黑乌黑的，像她的头发一样黑；一身瓦蓝色的工装，每天都罩在她单薄的身板上，有点飘忽。 　　她总是有些羞怯，我和她说话的时候，她不大敢正视我的眼睛。她的声音很小，每天，我们工作的时候，她也会在一旁默默的清扫，动作很轻很轻，每每来到我的桌前，帮我清理桌上的废纸和桶里的垃圾，需要我起身，她总是会说：“对不起，对不起。” 　　一次，中午，我很闲，和她聊了起来。我说笑话逗她开心，她第一次笑得像个孩子，这时，我才发现，她就是个孩子，比我还年小。她告诉我，她的老家在河北一个小山村，那里的夏天有着清澈的溪水，天总是很蓝，云朵总是在中午，才会懒洋洋地爬上白杨的树梢，家里的几只小羊软绵绵地躺在浅浅的山坡上，眯着眼睛，看太阳慢慢下山。小王的眼里放着光，笑嘻嘻的，她让我也想起了我远在南方的家乡，一个会在傍晚升起炊烟的小山村，尽管不一定淳厚，但她非常秀美。 　　我抽出了一本新出的杂志送给她，她不好意思地收下了。临走的时候，她把杂志紧紧夹在胳膊底下，怕有人看见。 　　曾有一个同事，半开玩笑的对我说，这个大院里，即便是扫街的，你也不要轻视，没准他们是哪位领佳节又重阳导的关系。听了，我只是笑笑。 　　年轻的小王，跟所有乡下的孩子一样，向往着外面的世界，向往着想像中美好却现实中陌生的大城市。我不知道她当初的到来，是不是因为有着关系，我只知道，在领佳节又重阳导的责难面前，她选择了有尊严的离开，在憧憬与困境中，她选择了现实。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离开的小王，也许正在回家的列车上想念自己的母亲与兄弟，车厢里放着有点哀伤的歌曲。 　　毕竟，那件不合身的瓦蓝色工装，对她来说，实在太大太沉了。